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极盛时期。以文学而论，诗固然达到了中国诗史的顶峰，而文、赋、小说、词等成就也很高。诗之李杜，文之韩柳，在中国诗文两体中分别居于巅峰地位，两个巅峰出现的时间相近，起伏之间，自然会有相互影响。一代之诗文达于极盛，且持续时间甚长，究其原因，除文体自身不断增强和开发其内在功能外，另一重要途径则是不同文体间彼此渗透交融，产生相互滋补生成、相互促进带动的效果。
第一节 诗格之变与文格之变
从总体上看，唐代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居主流位置，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此时诗歌最富有活力，既多方面吸收各种文体的营养，同时亦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于各种文体。“唐人文多似诗”，唐文确实较其他时代之文具有更多的诗的印记与诗的特质。此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受时代风尚影响兼作者本身就是诗人，往往出于即是诗的语言，诗的情调，甚至出现诗的意境。它基本上属于不经意中的自然流露，并非由于作者的自觉。而另一种情况则是诗的发展变革，带动文的发展变革。
知识点1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理论
考察唐代诗歌发展与散文发展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段话值得注意。其卷一百五十《毗陵集》提要云：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
四库馆臣的这段文字，极其简要地叙述了唐代散文从湔除六朝骈体到韩柳推向极盛的经过。在介绍文格之变时，特别提到诗格之变，并在时间顺序上强调文格之变是在“诗格大变”之后方才逐渐完成。馆臣之论有引而未发之处。围绕体制格调的变化，诗文并提，并注意其先后。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无相互影响，实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又，同书卷二百四十九《陈拾遗集》提要云：卢藏用所为《别传》：“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谓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乃谓：子昂惟诗语高妙，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韩、柳之论不专称其诗，皆所未喻。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韩、柳之论，未为非也。
上引《陈拾遗集》和《毗陵集》的提要，联系起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围绕对陈子昂的评价，四库馆臣不同意元代马端临的看法。马端临认为陈子昂未脱骈俪习气，对韩愈、柳宗元将其诗文一并加以肯定表示不可理解。四库馆臣则认为子昂的论事书疏已能疏朴近古，韩愈、柳宗元肯定其诗文兼善，开始端正了唐代文学方向是不错的。这样，四库馆臣再次将唐代诗与文革新的起点都上溯到陈子昂。从这一点起至韩愈、柳宗元，构成个完整的历史过程。韩、柳既是古文革新的完成者，又是诗文兼善的大家。由韩、柳来肯定陈子昂，实际上代表着含诗与文在内的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回顾。非陈子昂不足以开启其局面，非韩愈、柳宗元不足以全面收其功。从陈子昂逐渐推进到韩愈、柳宗元，诗文的步调，虽时有所分，但又终有所合。在步伐上无论孰先孰后，都是彼此牵连、互相带动的。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作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此篇虽然是论文章，但具体内容，却是关于“风雅”、“兴寄”、“汉魏风骨”、“齐、梁间诗”、“建安作者”、“正始之音”，以及东方虬和自己的诗作，因而实际上可以说是诗论。“诗文原无二道”，刘知幾甚至举《离骚》、《诗经》为例，认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连史学之文与诗，在一些基本原则上都是相通的，何况一般的文与诗。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关于诗歌的理论，是发展得最早、最充分的，从《书·尧典》的“诗言志”说、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毛诗序》、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明诗》、《乐府》、《声律》、《比兴》等，从内容到形式，已有了堪称系统全面的理论，而其他文体，则缺乏完整的理论。甚至连堪称文苑中大国的赋，也不免要依傍借鉴于诗。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诗的理论去认识其他文体。因此，当陈子昂把与诗论关系最密切的“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等提出来作为号召，针砭的对象也只举出“齐、梁间诗”的时候，人们对其所指，在理论上却是扩展到广义的整个“文”的领域。当然，从诗文关系上看，来自诗的方面对于文的带动力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来了。
知识点2 诗歌在开拓题材内容上的先导作用
除了诗文理论合一，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对文的革新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外，诗歌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对古文的发展更是起了巨大的实际带动作用。
使唐代古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鲜明地显示出对骈文的优势，正式取得古文运动的成功，终究还是有待于韩、柳。韩、柳给古文运动带来的是全面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凭空所能成事的，需要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广泛地有所吸纳，然后熔铸以出。并且，韩、柳改革提升散文，仅仅依靠对前代散文遗产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从韩、柳的理论和实践看，他们含英咀华、交通吸纳是多方面的，而当时成就空前走在散文前面的诗歌，则给了散文创作以巨大的启示和带动。
韩、柳散文，在内容上的突破，是以“不平则鸣”为纲领的。“不平则鸣”由韩愈提出，柳宗元自述其为文是“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所著文启》），亦与“不平则鸣”相近。韩愈《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
韩愈在这里，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所举的具体作家，虽都是兼诗文两体而言，但从开元、天宝到韩愈、孟郊的时代，这种“不平之鸣”，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毕竟不是在文体而是在诗体之中。韩愈这一命题，在送孟郊序中提出，与其时诗中鸣声之强劲有关。诗人们感遇咏怀，郁于中而泄于外，空前扩展了文学的内容。
韩、柳散文，从内容看，除有关哲学和伦理道德等外，最有积极意义的，是那些针对现实社会，对政治、对人生表达自己认识和情感的作品，抒忧娱悲，抨击黑暗，为受打击、受压抑的不幸者鸣不平。这些现实性强、跟作者生活遭际和情感体验关系密切的内容，在其前一阶段的文中是很薄弱的，而在诗中，无论是追求理想、抒发豪情所反映出的盛大奋发的时代精神，还是自鸣不幸、揭露黑暗所抒发的愤潜情绪，都是饱满而有力。那种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蕴结作者成熟的思想与真实的生活感受，实即盛唐以来诗人们追求风骨兴寄之所系。实大声宏，从陈子昂的《感遇诗》，到李白的《古风》、《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北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三别”，乃至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有无数名篇，他们作为诗歌的代表，走在这一时期散文和其他各种文体的前面，其辐射和带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韩愈最为推崇李白、杜甫，李、杜的名篇，他无疑是熟悉并有所借鉴。同样，杜甫之间情劳动人民、关心民生疾苦，对柳宗元等中晚唐文人创作反映下层人民的作品，也无疑有极重要的影响。
知识点3 诗歌在创作上、语言上对散文走向解放的推动
诗歌对于唐代散文的带动，当然绝不只限于题材内容，其在创作的态度、方法以及语言、修辞、抒情、写景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唐散文发展创新也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韩愈此作，肯定李杜的高度成就，而关于要求摆脱拘挛追随李杜的劝勉，则应该是兼及诗与文两个方面。张籍《祭退之》诗云：“呜呼吏部公……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公文为时师，我亦有微声。”韩愈古文的“雄直气”，与他跟李杜“精神交通”，受其启发，当有定关系。
韩愈从事古文革新，在当时受到保守者的嘲笑，连他的好友裴度也曾表示反对。裴度《寄李翱书》云：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
裴度的批评，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章法和句法上故意“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二是“以文为戏”。以上两点，在裴度等看来，是要加以规范的。而对韩愈说来，正是要从这两点上对当时安于故步、缺少生气的散文创作现状予以突破。传统的正宗散文，确如裴度所说，是“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这样的散文，平正通达，但往往缺少艺术力量。韩愈则如裴度所说：“恃其绝足，往往奔放。”并且，不止是奔放，按照《调张籍》的描写，乃是“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与其“地上友”的经营，也就是常规的做法，等于是一在天上飞舞，一在地下学步。
裴度所提出的故意“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主要是语言修辞上的问题即韩愈破骈为散，并且创造他那种独具风格的散文语言。这在当时，许多人以为怪；但在后世，却获得了文学史上的高度评价。他的语言工夫，
如他自己所说，是“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多方面吸取，而取法于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诗歌语言是重要方面。
诗歌，尤其是近体诗，在语法修辞上与散文有很大不同。韩愈、柳宗元等正是多方面吸收借鉴诗歌，以救散文语言的板滞贫乏。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李愿的一段话，造语形容极为精彩，许多地方即取法于诗歌。韩愈等人正是借鉴诗歌（包括与诗关系密切的辞赋），对散文的语言、修辞等进行了改造与提升。
关于“以文为戏”，既与语言上不循常轨有关，更主要地是指创作态度和构思，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云：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呫呫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毛颖传》是韩愈“以文为戏”的代表作，当时一般人嗤笑以为怪，《旧唐书》谓其“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但柳宗元却旗帜鲜明地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是超越当代，“与异世者语”，并斥责讥议的人为“贪常嗜琐者”。韩柳之“以文为戏”，实际上是把文章作为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作为艺术作品来创作。处在中唐前期文坛上“贪常嗜琐”积习仍然很深的情况下，韩愈、柳宗元等破常规、脱拘挛的写法，特别是韩愈那种“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的文章，受到讥贬是不足为怪的。
韩愈、柳宗元之所以能够冲破拘谨守常的习惯势力，不循故步，并获得成功，在《调张籍》中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方面透露了信心的来源和取法之所自。与散文带实用性相比，诗歌的纯文学性质，一直是明确的。历代文人不仅以诗言志，而且也以诗作为怡情悦性的工具。“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戏”在诗歌创作中一开始就存在。到盛唐时，李白的夸张幻想，浪漫不羁，颇有游戏六合，“手弄白日，顶摩青穹”的奇情奇趣。杜甫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杜甫诗集中“戏题”、“戏作”、“戏赠”一类诗，多达22首。此外，在许多生活描写乃至写危难困苦的诗中，往往多有诙谐幽默的成分。诗歌中这种把人的性情充分自由地展开，从奇幻放纵到幽默诙谐，都可任意而行的创作态度，对于散文的解放和变革，当然会有诱导促进作用。韩愈、柳宗元不怕讥嘲，敢于“以文为戏。”，至少是有诗歌在一边与之相呼应并为之提供榜样。从诗的解放到文的解放，在韩、柳的诗文创作中不难发现踪迹。
第二节 中唐诗文互动的新形势与“以文为诗”
知识点1 盛唐之后诗歌的持续性发展问题
中唐时期诗文发展处于关键时刻。诗由陈子昂推动革新，至李白、杜甫和盛唐诗人，不仅完成了革新，而且充分吸收前代诗赋和各种文体中的有益成分，将传统的五七言诗推到极盛的境界。盛唐的巨大成就是令人振奋的。然而诗到这一步，也就自然出现了一个问题：当诗歌把五七言诗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至少从汉魏六朝以来所形成的趋势看，几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再下一步诗将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渠道寻求它新的生长点，以保证其持续性发展呢？
就散文而言，当它受诗歌发展与兴盛的带动，一步步革新和推进，到贞元、元和之际，在题材、体裁和各种艺术手法上都得到拓新，表现出空前活力的时候，它在艺术上同时也就具备了影响其他文体，给其他文体输送营养的能力。正好，此时诗歌在极盛之后，需要寻求新的发展，需要从汉魏六朝以来的传统轨道中走出，以开创新的局面。因而，诗文两体在中唐时期，展开了非常活跃的双向交融与渗透。
知识点2 “以议论为诗”
（一）中唐时期的诗歌变化
“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唐时期，在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贺等人的努力下，诗歌向多方面拓展变化，迎来唐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其中文对诗的渗透，文与诗的交融，给中唐诗歌开辟新局面以极大的推动。诗歌此时的变化，论者常称之“以文为诗”。
（1）“以文为诗”
所谓“以文为诗”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综合宋代至当代学者之说，大致是指以议论说理为诗，以才学为诗，平直详尽，缺少含蓄，以及以古文的文体、文法（包括章法、句法）、词语为诗，等等，涉及到内容、表达方式、写作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并且进一步影响作品的风格。尽管涉及许多方面，但一些诗歌，最能突出地给人以近于文的感觉，主要有两种情况：
①大量出现议论和叙述，显得异于一般的抒情之作。特别是在情感不足的情况下发议论，会近似押韵之文；
②从体裁风格到章法句法用语用字，吸收了文的成分，具有将诗之押韵和文之体段句调组装到一起的新变意味。
（2）支配诗史进程的文人的抒情诗
中国诗歌自先秦至汉魏六朝所形成的传统，是以抒情诗为主。叙事和议论，在诗中般从属于抒情，不像在散文中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诗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诗经·国风》、汉魏五古，绝大部分为抒情短章，涉及人物、事件，一般仅点到为止，连贯性的叙事很少，议论则更少。乐府诗虽有叙事，但都很简括。传播上处于优势，并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诗史进程的是文人的抒情诗。
然而诗苑由成分比较单一的抒情诗维持局面的现象，终究是要发生变化的。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复杂和文学的发展，简括的抒情短章已不能适应要求。初唐卢照邻、骆宾王的歌行，叙述和描写成分已大大增加。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篇幅较长的五七言古诗内在成分更加趋于丰富多样。其后，杜甫经历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灾变，结合所见所感，创作史诗式的大篇；韩愈生活在矛盾更加尖锐复杂、社会生活更加动荡的中唐，本人从考场到官场经受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借诗歌舒忧娱悲，同时亦以见世态人情。对于像杜甫、韩愈所从事的创作，传统式的抒情模式和五七言诗的章法、句法、用语、用字其局限性更为明显。因此，有必要借鉴吸收其他文体，特别是散文那种自由的形式、能够容纳和组织丰富内容的章法结构，以及含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在内的多种艺术手法，就成了借鉴与取法的主要对象。韩愈作为散文大家，把散文的各种手段一齐尝试着带入诗歌，诗文合力，促成诗歌内容、表现手段、风格样式的巨大开拓，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二）韩愈对诗歌变化的尝试
（1）韩诗议论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韩愈既是一位散文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有些诗固然是用押韵式的散文发表议论，但也有许多平常的、琐碎的事物，在他人可能不至于有议论，或根本上不会引起注意和进行描写的事，他却能由小即大，由个别推向一般，左右前后联系，出以议论。如《赠侯喜》写与侯喜至温水钓鱼，“温水微茫绝又流”，两人在干涸的河床边“晡时坚坐到黄昏”，才钓了一条一寸长的小鱼，这样扫兴的事在别人本来可以不写不议。但韩愈始而详叙经过，继而感慨议论：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问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迄（侯喜）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
从钓鱼无所得，联系两个人的身世，发表议论：一是人间有些事徒自辛苦，而无所得；再则是要想有大作为大收获，必须要有可供施展身子的好环境、大环境：“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通过这样的议论，深化了诗境，颇能显示韩诗特色。像《赠侯喜》这样的诗，“通篇多为结句作势”，是有意推向议论。而韩愈更多时候，是在抒情叙述中，随时引出议论，随时收转，并不需要作势和用力。
（2）以议论带动抒情叙事和描写
①韩愈常以类似议论的方式来抒情叙事
韩愈诗歌让人感觉议论成分重，还在于前代诗人往往将理念抒情化，而韩愈却反倒经常以类似议论的方式来抒情叙事。这样，意在说理的诗固然是议论，抒情叙事也不离议论，遂感觉其诗中议论几乎所在皆是。如《入关咏马》：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韩愈于元和四年贬官洛阳，元和六年方召回长安任职方员外郎，途经潼关，颇有感慨。联想起李林甫曾训斥朝廷官员：“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韩愈以言事得罪，真有如立仗马，一鸣即遭斥，但他觉得自己即使谨慎缄默亦生性难改。这种心情，本可以通过叙事抒情来表现，而此诗却以幽默的口吻，借对马的议论和嘲讽予以表达。韩愈的《把酒》：“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但李白是描写和抒情，而韩愈诗前两句出以议论。
②韩愈不仅借议论抒情，而且还用议论来带动描写
《李花二首》其二云：“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暂入都交加。”李花的特点是颜色白，所以说是将万堆雪剪刻成了连天花；日光色赤，照在李花上未能很好地显其白，而明月照耀，却能收到最佳效果，充分显出其白。这如果要是单纯描写，可能表达不清，难以收到精警的效果，用议论方式带起，却是化静为动，突出李花的生气和颜色。《醉留东野》用议论带动人物描写：“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不仅从对照性议论中写出孟郊与韩愈在个性和处世上的差异，而且因这种议论描写，出自韩愈之口，更可见韩愈的为人和胸襟。
③在议论与描写的关系上，韩愈既能用议论带动描写，又有时借描写构成议论
如《杂诗四首》其一：
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
以蚊蝇喻小人，既见蚊蝇势焰之嚣张，又见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从表现的主题看，是议论，但诗不是靠逻辑推论，而是以描写为主，展示具体形象。
（3）虚字运用与句法新变
韩愈大量运用虚字入诗，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句法上的新变，也是以文为诗的重要表现。古代汉语诗歌与文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诗中虚字的用量比文少得多。诗歌从构成上看，主要成分是意象。意象无论是跟自然界相关的类型，还是跟社会生活相关的类型，主要靠实词表示。实词树形体，而虚词帮助实词表达情态。后者虽有其独特的功能，但在诗中用得不好，会造成语气的不顺，声调的不谐，乃至游离意境之外，显得是不协调的非诗成分的介入。唐末卢延让曾感慨作诗之难，说：“不同文赋易， 为著者之乎。”（《苦吟》）。
如果说从汉魏六朝到盛唐，诗歌语言大体上是沿着追求精炼灵活的方向发展，减少虚字在诗中特别是在近体中的用量。那末，当完成这一过程，在句法和用字都达到高度成熟之后，各种句式和词语搭配方式，又会因形成新的规范和传统，对语言活力和潜能的发挥，形成某种制约。韩愈诗歌的虚字运用和句法新变，是对这种制约的突破。韩愈诗歌的句法，变化多样，读者往往要抛开常规句法，追随他的语句组合方式，才能获得确切的理解。其句法的变态百出，又常与虚字的运用有密切关系。或是用虚字变化意脉与节奏，或省略原来应该有的虚字，都会造成与常规的偏离。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云：昌黎不但创格，又创句法，《路旁堠》云：“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此创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区弘》云：“落以斧引以纆徽”，又云：“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云：“溺厥邑囚之昆仑”，则上三字相连，而下以囚字足之。
韩愈用虚字与变化句法，在其诗中大量存在，不止于赵翼所举的几例。兹结合赵翼所举，略作分析。改变常规句式，在韩愈是有意追求更好的表达效果。韩愈诗中以一字领起五言句的用例也很多。首字既有用实字的，也有用虚字的。韩愈诗中还有多处用一个虚字来结束全句的，有一种特殊的情味。
疑问句在韩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句中，虚字也很突出。韩愈疾恶如仇，又先后在考场和官场上一再遭受挫折，内心常处于郁躁和冲突状态，其诗中问句尤其是反语句明显多于一般诗人，而且有不少是出现在全诗的结尾。
从诗与文两种文体关系上进行考察，韩愈运用虚字对其诗歌语言的总体影响，显然表现为将诗与文进一步拉近了。原来诗歌语言的规范、约束减弱了，灵活性加大了。这在中唐，除韩愈外，其他作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表现。
（4）以散文的章法入诗
中唐韩愈等人诗歌对散文的吸收，还表现在章法结构上。这在诗歌发展中也是一种明显的变化。汉魏六朝至盛唐王维、孟浩然等人的五七言诗，其创作行为主要是由情感发动，借助韵语将情感过程表达出来，在篇章组织上，一般无需着意安排。
韩愈诗歌运用散文的章法，随着内容的不同，变化多样。但归纳起来，不外直与曲两类。直的一类可以《山石》为代表。这首纪游诗，从第一天黄昏，写到次日清晨。按入山、到寺、留宿、离山的过程，一直往下叙述。其中雨后黄昏景色是到寺即景；观壁画、置羹饭，是到寺后即事；夜深虫鸣月出，是宿寺写景；天明涉涧是出寺写景；“人生”四句，写感想收结。虽是场景变换，刻画逼真，使人应接不暇，但都是顺时间和空间转换，写所见所感。
韩愈诗歌中用文的章法而又较多曲折变化的，可以《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为代表：这首诗用主客对话，分三段，前后两段写月色和自己，中间一段为张功曹（署）的歌辞。表面上我是主，张是宾，实际上张的歌辞是诗中的主体，是诗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情感。可谓反宾为主。从开头写月色，到张署唱歌，再到作者对张署的开导，都是跳跃转折。张署的歌辞，叙述两人的被贬和遇赦量移，也是几经曲折。
章法上接近散文，在中唐其他诗人笔下也很常见，张籍的《祭退之》诗从语言风格到结构安排都像一篇祭文。元稹、白居易篇幅较长的诗一般顺起顺结，从头到尾有条有理地叙述事件，或抒情说理，也是以平直有序通于古文。《唐宋诗醇》评白居易《答四皓庙》诗云：“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当一篇四皓论读。”他的《青毡帐诗二十韵》宋程大昌评云：“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韵者所能希哉！”白居易晚年诗歌信口信笔而戚，如《吟四虽》、《和裴晋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等诗，让人感觉在语言和章法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非常接近平顺的散文。
第三节 既是变局又是开局
知识点1 既是变局又是开局
中唐诗歌向散文靠近，吸收来自散文的各种艺术因素和营养，乃至在一些作品中出现散文化倾向，在作家中产生像韩愈这样“以文为诗”的代表人物，其规模和影响比起初盛唐诗对赋的吸收更有过之。赋与诗同源，性质接近，初盛唐诗歌摆脱齐梁风气的不良影响，走上向顶峰推进的道路。此时诗对赋的吸收，主要属于完善充实自身的性质，作用是丰富其语言意象，增强其表现力。而由于诗赋是近亲，彼此间的吸收融通，不致引起太多的陌生感和注意。中唐的诗史演进面临极盛之后寻找新的出路问题，五七言诗的传统遣词造句与章法结构，乃至它的语词和意象，其潜能已被盛唐诗人作了相当充分的发掘。此时诗歌要想获得新的表现力，适合于表现新的题材内容，需要对原有字法、句法、章法等等进行改造。这是诗歌新发展对诗歌传统体制和艺术手段提出的挑战。而诗歌对此作出回应的主要途径即是以文为诗。
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成功，使古文达到繁荣的顶峰，极其富有影响力。韩愈作为古文大师，高才博学，“馀事作诗人”，能够在诗文两种艺术之间，游刃有馀地自在穿行。“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他吸收诗的养分对文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同时又把文的多种因素引入诗歌，突破诗歌原先的规范和限制，带来体式风格上的种种重大变化。
以文为诗在是否丢失诗的兴会情韵方面，受到后代一些学者的质疑。应该说像某些传统诗歌那样单纯属兴会和情感流动的表现，韩诗中是不多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韩愈的以文为诗丢失了诗歌最基本的因素——抒情性。清陈沆批评韩愈的荐孟郊、《调张籍》等篇，认为“乃谭诗之旗帜，以此属词，不如作论”。实际上韩愈在《调张籍》中抒发对李白、杜甫的极度仰慕之情和对李、杜遭受谤伤的愤慨，表达了对于像飞仙一样“捕捉出八荒”的创作境界的向往，不只是论诗文，而且于中见其热烈的情感和不平常的怀抱。同样，荐孟郊的《荐士》诗，尽管等于是一封推荐信（书体），
可算文体移植，内容上又是以大部分篇幅论述诗派源流，但贯注全篇的是作者强烈的情感：即对孟郊诗才与人品的赞美，对其遭遇的同情。读来仍然是可见作者热肠古道的感人肺腑之诗，而非枯燥之论。韩诗在议论、描写、叙述中饱含着情感，乃至将议论、描写、叙述作为一种抒情的手段，都使得大部分韩诗自有其充沛的情感，不同于单纯叙事、议论之文。严格说来，以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入诗，属于表现手段问题，诗中的情感属于作者主体性的体现问题，二者不宜混为一谈。文的成分进入诗歌，出现某些不协调现象，以及某些经过尝试，证明不适合诗歌抒情要求的用法，会在发展中被扬弃或得到进一步完善。而由于其主流是引导诗歌开拓与发展，所以中晚唐以文为诗，一时形成风气。晚唐李商隐的《韩碑》称赞韩愈“破体”为文，而他自己的这篇名作，即以韩愈为榜样，把文体中的众多因素移之于诗，同样，杜牧亦是“奇僻处多出于元和，五、七言古恣意奇僻……援引议论处亦多以文为诗。”至唐末，皮日休、陆龟蒙是在诗体上多方面翻新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有不少作品，也是以文为诗。陆龟蒙的《江湖散人歌》顺畅中杂有少量生涩的词句，等于是韩愈、白居易两家在以文为诗方面的糅合。沿波而下，以文为诗到北宋中叶更是成为诗坛普遍性的趋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见以文为诗是诗到中唐的大变局，也是在盛唐之诗极盛难继情况下，借助于处在高潮期的散文的强大影响力，启动起来的又一开局。交流与新变是文体发展的永恒主题，诗与文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积累和影响的两大文体，文学史上一系列现象显示出，两者发展变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即是从对方吸取艺术经验和养分，互相生发，实现体制上的突破与创新。
扩展阅读：
唐诗研究第1章考点——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2章考点——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3章考点——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4章考点——盛唐气象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5章考点——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6章考点——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7章考点——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8章考点——唐代山水田园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9章考点——唐代边塞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0章考点——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1章考点——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2章考点——文体交融与唐代诗文的变化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