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事诗
知识点1 我国的汉语叙事诗
我国是诗的国度，中华民族在诗歌方面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已在世界上获得公认。但中国诗歌（主要是汉语诗歌）的发展，一直侧重于抒情诗，叙事诗特别是篇幅较长的叙事诗，并不多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它和西方正好相反，西方抒情诗并不繁荣，但叙事诗非常发达，从荷马史诗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许多长篇巨制。而中国文学史上汉语叙事诗所占的比重，远远不能与抒情诗相比。
（一）唐代以前的叙事诗发达阶段
唐代以前，中国汉语叙事诗的创作经历了两个较为发达的阶段：
①以《诗经》为代表的时期
《雅》、《颂》中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玄鸟》、《长发》、《殷武》等类似史诗之作；《风》中有《谷风》、《氓》等叙事诗。后于《诗经》的楚辞中也有少量近于叙事之作，如《国殇》。
②汉魏时期
有《战城南》、《陌上桑》、《羽林郎》、《上山采蘼芜》、《东门行》、《孔雀东南飞》、《悲愤诗》等篇。其中《悲愤诗》出自著名女诗人蔡琰之手，馀者大部分属于民歌或对民歌的模拟。自晋至隋，叙事诗很少，但大约在北朝后期产生了《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为中国民间叙事诗的双璧。
唐代叙事诗绝大部分是文人的作品，数量多于上述两个阶段，但跟同时期的抒情诗相比，它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
（二）中国汉语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汉语叙事诗不发达，既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又有诗歌发展的内部原因。
（1）中国文化有比较内向的特点
汉民族执着于人生，又非常现实，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不大可能从人生圈子中走出来，以旁观或接近旁观的态度，把生活作为故事歌唱。中国文学要求作家根据民族生活理想，首先对自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体会，然后将这种体会形诸文字。诗歌则以作家个人为中心，努力表现一种精神境界，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随意抒写，通过诗人的种种情感表现，反映或喻示作者的生活环境、人生遭遇，乃至所处的时世。这样，一般地就表现为即事而发的抒情诗，编造和歌咏故事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文人的抒情诗，不像荷马诗歌和欧洲诗剧那样，直接面对欣赏的群众，需要有具体性和激动性，需要对所歌唱的事件进行加工增饰，形成情节动人的故事。中国诗一般不面对欣赏的群众，甚至可以不顾是否有外在的读者而自抒心灵，因此不必对事件进行增饰，而且由于事件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他不需要把事件重复给自己听，所以许多诗不交待本事而直抒其情。
中国史官文化发展较早，先民早期的情况，很早就由史书记录了下来，因而大规模的、详备的史诗产生的必要性就小了。《诗经》中几篇近似史诗的作品，比起我国先秦史书和散文中的有关记载就显得片断而零碎。可以说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史诗——叙事诗的传统。再加上中国文化重征实，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虚构和幻想。这样，情节曲折的或以非现实为特征的长篇叙事诗便难以产生。
（2）中国艺术不重具象重抽象
绘画重写意，戏剧多歌唱少对白，没有布景。这种艺术精神体现在诗中，使得关于具体事件和人物的交待叙述一减再减，本来可以是叙事诗的写成了抒情诗，本来可以是长篇叙事诗的，也只剩下了寥寥几句。如《上山采蘼芜》只抓住弃妇和故夫邂逅相遇的场面写了几句紧要的对话，至于弃妇如何被弃，故夫如何又对新妇不满，被弃时“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的具体情景如何，邂逅相逢时的尴尬场面，两人的内心活动等等，皆未作交待。这样，本来可以写成长篇叙事诗的婚姻悲剧，就只剩下了“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等十二句诗。又如韩愈的《别鹄操》写商陵穆子悲叹其妻因不育而被父母逼离：“雄鹄衔枝来，雌鹄啄泥归。巢成不生子，大义当乘离。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更无相逢日，且可绕树相随飞。”韩愈借弃妇之情抒其逐臣之悲，目的本不在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像这样把不同主题、不同体裁的作品，牵扯到一起来加以抑扬，正是重抒情轻叙事、重抽象轻具象等传统偏见使然，在这种传统偏见的支配下，叙事诗的发展受到抑制。
（3）传统诗论强调比兴
叙事诗比兴用得少，主要通过赋的手法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为了让人听得懂，而且让人对所叙之事发生兴趣，它在语言上一般比较通俗详尽。这些都与在对抒情诗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诗论不一致。正因为如此，传统诗论对文人创作的叙事诗总是指责多而肯定少。元稹、白居易的叙事诗，历代都有人指责它冗长卑陋，缺少含蓄，批评的立场明显地向抒情诗一方倾斜。
此外，入唐以后近体诗发达，文人喜爱写近体诗。近体诗中的绝句，体制短小，不可能构成情节曲折的叙事诗。律诗多偶句，偶句上下对称，互相独立，并列展开，往往是共时的而非历时的，不像古体诗，上下句连属，语意一贯，因而也不便叙事。这样又从诗体上形成对叙事诗的约束。
唐代叙事诗与抒情诗的庞大阵容相对，局面仍显得不够宽阔，但与前代比较，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有较大进展。杜甫、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尤其是中唐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篇幅较长的叙事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琵琶歌》、《望云骓马歌》，李绅的《悲善才》，刘禹锡的《泰娘歌》，韩愈的《华山女》，柳宗元的《韦道安》，杜牧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韦庄的《秦妇吟》等篇，更在中国叙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唐代叙事诗得以展开新局面的背景
（1）唐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内向的特点有所突破
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的传入，启发人们对于人生选择多种角度去思考认识。跳出个人生活的圈子，对人生加以描述或展开幻想的小说（传奇）、初级戏剧、说话、变文等大量涌现。声气相应，促使诗歌也往往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去歌唱生活故事。唐孟棨《本事诗》记载张祜曾嘲弄《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处茫茫皆不见。”两句为《目连变》，今人陈允吉考证《长恨歌》摹袭附会《欢喜国王缘》，足以见出唐叙事诗和变文之间的关系。至于传奇对叙事诗的影响则更为显著。现存的文献资料表明，不少著名的叙事诗都与唐传奇有牵连，如《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会真诗》与《莺莺传》，《冯燕歌》与《冯燕传》。可见，当唐传奇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了叙事诗的创作以很大的推动。
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都市的繁荣，促使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形制短小着重表现士大夫情志的抒情诗，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文学的要求。为了扩大诗歌阵地，表现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一些人遂较多地致力于叙事诗的创作。
（2）民间文学特别是前代乐府诗对唐代叙事诗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魏乐府中有一些很优秀的叙事诗，但唐以前诗人出身贵族的比较多，他们对下层人民感于哀乐叙述其生活遭遇的诗歌比较隔膜，对汉魏乐府的优秀传统未能很好地继承发展。到了唐代，出身下层的文士大批登上诗坛，这些人熟悉民情，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在创作上学习乐府叙事诗的精神和写作方法，取材于当时，写出了以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为代表的叙事诗。
（3）唐代诗人中叙事诗创作最多、成就最高的是白居易和元稹
他们的叙事诗可以分为乐府和歌行两类。乐府叙事诗继承了汉魏乐府和杜甫“三吏”、“三别”的传统，一般比较短小朴实。所写的事虽然经过了概括加工，但征实性还比较强。他们将生活中许多真实事件加工为诗中之“事”，酷似真实生活的场景和过程。但作者的兴趣不完全集中在他所叙述的故事上，而是特别关心由此引出的问题。“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所写之事是作为问题的例证出现的。对这类诗要用近似读问题诗、读报告文学和读汉乐府的心情去体会，而不宜用纯粹的叙事诗或“诗体小说”之类的眼光去读，否则在欣赏过程中会出现种种不切实际的期求。
知识点2 叙事诗的艺术风貌
元白的另一类叙事诗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可以说是更成熟、更典型的叙事诗。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叙事诗的艺术传统，而且吸取了初唐以来七言歌行的成就，其叙事的委曲动人，语言的顺适惬当，音调的优美和谐，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更值得注意的是，拿它们与作者的乐府叙事诗相比，征实性因素下降了，诗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故事上。而作者本人又是抒情诗的高手，虽为叙事诗却同时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它所呈现的艺术风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元白之前文人叙事诗很少有曲折复杂的情节。蔡琰的《悲愤诗》叙述了一些事件，但还说不上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李白、杜甫的一些小型叙事诗，如《长干行》、《佳人》及“三吏”、“三别”，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轮廓。等到元白登上诗坛，叙事诗才真正故事化了。同样的故事，可以写成小说（传奇）、戏剧，足见其情节引人入胜。
《长恨歌》的故事由五个环节组成：结合、惊变、思念、寻觅、致词，一环环连续向前发展，既经常出现出人意外的转折，又环环相扣，完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而且每一大环节中又有一些小的曲折波澜（如致词一节先寄旧物，后又提及密誓）。《长恨歌》突破了现实生活的限制，着重写马嵬事变以后的情节，便增加了许多曲折，给整个故事带来了浪漫的传奇色彩。《长恨歌》不仅歌咏了一个传奇故事，而且还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故事叙述得非常紧凑。凡遇到有可能使爱情主线中断或松弛的地方，即通过剪裁和语言上的承接连系，把这条主线拉紧。如安史之乱爆发和玄宗由蜀回京，如果离开主线去叙述背景，无疑会使故事岔开，生出枝蔓，但《长恨歌》只分别用“渔阳鼙鼓动地来”、“天旋日转回龙驭”这样的诗句，就把背景交待清楚，而仍将叙述重点放在爱情主线上。这表明作者不仅善于创造故事，而且善于对它进行叙述。
《琵琶行》的故事没有《长恨歌》那样富有传奇性，但诗中除了琵琶女的身世构成一层故事外，作者由京城贬居江州的遭遇也构成一层故事。与此同时，两人此次相遇，由送客到闻乐、到演奏、到琵琶女和作者先后自叙身世、到再次弹奏和满座掩泣，又是一重故事。由于有这样三方面结合，《琵琶行》的故事也显得丰富曲折，不同凡响。
元稹的《望云骓马歌》虽然写一匹马，但并非咏物诗。作者实际上是把望云骓作为一个平时受冷遇，到朝廷危难时方受到识拔的英雄人物来写的，而它在给皇帝立了大功之后，又在群小的排挤暗算下，郁郁而死。故事颇具波澜，耐人寻味。
（二）卓越的叙事艺术
苏辙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栾城集》三集卷八）批评的立场显然是站在抒情诗一边。只要稍加思考，人们很容易会问：能否用《哀江头》等抒情诗的写法去衡量叙事诗呢？事实上，不仅不能用《哀江头》的写法来要求《长恨歌》、《琵琶行》，就是《哀江头》与杜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写法也不能一样。《哀江头》作为抒情诗，以抒写诗人忆昔伤今的情感发展为线索，首尾写诗人自己，中间插入回忆中玄宗与杨贵妃游幸曲江的情景。构成转换跳跃，大起大落。而《长恨歌》、《琵琶行》以及《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旨在叙述故事或纪事，则需要首尾连贯，有节次步骤。二者区别很明显，不能以此例彼。所谓“寸步不遗”，如果理解为叙事的前后连属，有条不紊，则正是叙事诗这种体裁对于叙述方式的一种基本要求。
当然，这不等于说不要剪裁或排斥插叙、倒叙、设伏、照应等艺术手法。《唐宋诗醇》分析《长恨歌》云：“通首分四段：‘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畅述杨妃擅宠之事。却以‘渔阳鼙鼓动地来’二句暗摄下意，一气直下，灭去转落之痕。‘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夜雨闻铃肠断声’叙马嵬赐死之事。‘行宫见月伤心色’二句，暗摄下意。盖以幸蜀之靡日不思，引起还京之彷徨念旧，一直说去，中间暗藏马嵬改葬一节，此行文飞渡法也。‘天旋日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叙上皇南宫思旧之情。‘悠悠生死别经年’二句亦暗摄下意。‘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末叙方士招魂之事。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对照苏辙与《唐宋诗醇》的评析，让我们看到从宋代到清代诗学思想的进步。《唐宋诗醇》认同了作者按爱情线索分四段依次推进的写法，同时对《长恨歌》中“一气直下，灭去转落之痕。”以及妙于剪裁、“行文飞渡”等具匠心处，也作了点拨。除《唐宋诗醇》所举的例子外，《长恨歌》叙事精彩处还很多。从叙述故事看，《琵琶行》的头绪比《长恨歌》复杂，它把自叙和一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整合在一篇之中，既要写琵琶女的身世与思想情绪，又要写作者的遭遇与思想情绪，还要写琵琶演奏以及两人如何见面、如何收场，处理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作者巧妙地用琵琶演奏贯串始终，使首尾一贯而又紧凑。又通过“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联系，用琵琶女的身世映带、衬托作者身世，既减省了头绪和笔墨，又使诗中两条线索结合得更为紧密。
（三）细致传神的人物描写
中国传统艺术是重抽象轻具象的。叙事诗作为一种应该重视具象的诗体，却又出现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它在人物描写方面面临着一些难题，但白居易等人对此作了较好的解决，既能传神又较为细致。前代叙事诗中人物描写最为成功的是《孔雀东南飞》，但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尚未达到《长恨歌》、《琵琶行》的自觉程度。《孔雀东南飞》对于刘兰芝有一段很集中的肖像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从足下说到头上，看上去很细，实际上在传神方面是不够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不作这样的集中描写，避免了具象过多之嫌。但同时又配合情节发展，在关键时刻加以点画，着墨不多却能细致传神。如《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整顿衣裳起敛容”都是显例。在心理描写方面，《孔雀东南飞》还非常简单，如写焦仲卿会见刘兰芝后回家准备自杀，只有两句诗：“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而《长恨歌》写玄宗回京后在空寂的宫殿中思念杨妃则是大段情景交融的心理描写。《琵琶行》中心理描写的内容也很丰富，特别是借音乐描绘由传琵琶女的内心世界，更是心理描写中一种新的成功的尝试。
（四）浓郁的抒情气氛
中国汉语诗歌抒情诗占优势，而元白叙事诗又出现在唐代抒情诗特盛的背景之下，因此元白叙事诗抒情气氛非常浓郁。拿《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作比较，李、杨故事的开头部分，诗短传长。因为有关入宠的许多事不便抒情，勉强写出，必然是只有事件而无情韵。写马嵬事变后玄宗对杨妃的怀念，传短诗长。如从事变发生到玄宗回京，传文只有四句，而诗则分为云栈剑阁、行宫月夜、重经马嵬三个层次进行咏叹。因为这些地方宜于抒情，在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心理定势下，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到此都会发生感情的震颤而需要有极好的抒情文字。
陈鸿的《长恨歌传》自始至终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显得比较客观，可是《长恨歌》正如清代学者贺贻孙所评“如泣如诉”，“字字从肺腑中流出”，作者（叙述人）的口吻和诗中人物的心声、语言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样，既保持了音节气氛的统一连贯，又时时以近似人物自身的口吻来演唱他们的悲歌，使抒情力量大大加强。“一篇《长恨》有风情”，“风情”和诗中的抒情因素是不可分的。与《长恨歌》相比，《琵琶行》的抒情气氛显得更浓。《长恨歌》开头部分尚带有若干讽刺成分，而《琵琶行》不存在这种障碍。《琵琶行》的作者在诗中直接出场，与琵琶女共同倾诉天涯沦落之痛。从抒写“迁谪意”来讲，《琵琶行》等于是抒情诗，而从为琵琶女作诗传的角度看，又是叙事诗。《琵琶行》等于是把抒情诗嫁接在叙事诗上，其抒情气氛之被白不待言。
（五）与抒情叙事紧相配合的写景状物
中国古典抒情诗抒情与写景向来密切联系，元白叙事诗的抒情因素既然在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必然时时要把写景状物带进诗里。诗中以人物心理感受为本位，创造一连串情景交融的意境。《长恨歌》中或触景伤情，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或融情人景，如“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或借景言情，如“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正是依靠这些景物描写，但作者的抒情得以多方面地深入地展开。相对于《长恨歌》按空间转换和时间顺序展开多种景物意境，《琵琶行》的景物描写则侧重于在故事发展的关键时刻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统一的环境气氛，诗中有三处关于江月的描写，前后映带，使船与人始终浸沉在迷蒙的水光月色之中。
第二节 叙情长篇
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笔下，有一种藉叙事以抒情的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它的规模气魄超过一般作品，诗人们在创作时往往拔山扛鼎，全力以赴，把多种成分熔铸在一起，成为唐代诗坛上令人特别瞩目的壮观。这批作品的出现，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短篇的抒情诗偏胜，叙事性强的作品比较少见，这类长篇巨制及其着重通过叙事以表现“情”的写法，弥足珍贵。
知识点1 李白始为叙情长篇
近代学者王闿运说：“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钓奇，其品盖卑，骎骎乎苏、黄矣。”（《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王氏在讨论七言歌行品类时，根据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某些作品，首先使用了叙情长篇的概念，但对其所具的内涵未曾说明。我们将据王氏的话，并结合唐诗实际情况和有关诗歌理论进行探讨，着重把叙情长篇作为相对于一般抒情诗和叙事诗而独立存在的品类加以认识，不完全受王氏最初论述范围所限。
（1）王闿运认为李白始为叙情长篇，说明他把这类诗看成歌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成熟起来的类型
既称之为“叙情”，显然不同于叙事诗，也不同于一般抒情诗。至于议论，和抒情差别更大一些。王闿运苛刻地批评韩愈，除他一向推崇汉魏盛唐诗歌，对入中唐以后诗歌抱有成见外，更主要的可能还在于他从“叙情”这种诗体的自身特征出发，反对在诗中掺入议论妨碍“叙情”的统一格调。
（2）王闿运所说的李白叙情长篇，当以《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为代表
这首诗叙述了天宝初年诗人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历程以及与元参军的友情。全诗长达六十二句，《唐宋诗醇》评曰：“历数旧游，纯用叙事之法……奇情胜致，使览者应接不暇。”延君寿说：“一首长歌，以惊艳绝世之笔，写旧游朋从之欢。”（《老生常谈》，见《清诗话续编》）可见，冠以“叙情长篇”之名极为确切。王闿运又说：“杜亟称之，而更扩之。”杜甫七言歌行中著名的通过叙事以抒情的作品，如《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均不满三十句，似不能算真正的“长篇”。篇幅最大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达四十句，虽属长篇，但也不及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规模。因此，说杜甫扩展了李白的叙情长篇，单就七言歌行而论，未足引人注目，只有把他的五、七言古诗中有关作品合在一起看，才显得突出。
（3）五、七古中的长篇诗都有理由被列入“叙情长篇”范围之内
考虑五、七古都有可能出现长篇，若这些长诗也是借“叙”的方式以表现“情”，应该说同样有理由被列入“叙情长篇”范围之内。李白集中以离合为经纬、用叙事之法抒发情感的长篇，并不限于七言歌行。其五言长诗《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历叙交游始末……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唐宋诗醇》），写法与《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相类，两诗像姐妹篇一样常为人所并提，自然应该同被看作叙情长篇。因而，叙情长篇在体式上当不限于七言歌行。李白之后，杜甫和韩愈用五言写的通过叙事以抒情的长篇，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
（4）王闿运提出唐诗中叙情长篇的问题，是否受到前人的启发，不得而知
但在他之前，胡应麟、方世举等研究者已常把一些著名的长篇加以联系对照。他们将这些诗称之为“长篇叙事”或“叙事长篇”，虽不及“叙情长篇”的概念来得准确，毕竟反映出诗评家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唐诗中有这样一种独特的类型了。而且他们使用“长篇”的概念，可能还与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有关。《唐诗品汇》第一次大量选录了唐诗中的长篇，于五古、七古、五排末尾，明确地标出“长篇”一项。《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年间，终明之世，为馆阁之宗，是比较全面而有广泛影响的大型选本。它的分类乃至选目，王闿运无疑非常熟悉，对他当不无启示。《唐诗品汇》于五排长篇收了杜审言等五位诗人的作品九首。长篇排律由于铺陈排比，对仗用典，不便叙述，但唐诗中这一体的部分作品铺陈和枝蔓较少，叙次清晰，作为叙情长篇看，也还是可以的。
（5）王闿运批评韩愈的叙情长篇引入议论，其实议论并不自韩愈始
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下途归石门旧居》、《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大体上可算不入议论。杜甫的《草堂》、《昔游》、《遣兴》也未入议论，但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以及高适的《酬裴员外以诗代书》，都含有议论。韩愈作品，只是议论更多、更显露一些。议论在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上与叙情不同，但一篇作品若主要是通过“叙”来表达情感，而议论只占较小的比重，就不妨碍其在总体上仍然是叙情长篇。韩愈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忆昨行赠张十一》、《答张彻》、《送区弘南归》、《崔十六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寄崔二十六立之》等篇，多半属于此种类型。
关于元稹、白居易两人，王闿运在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段话之后，又说“元白歌行，全是弹词。”弹词有的偏重叙事，有的偏重叙情。《长恨歌》、《琵琶行》可算叙事诗篇，而元稹的《元和五年三月六日至陕府因投五十韵》、《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感梦》，白居易的《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等诗则应属于叙情长篇。李、杜、韩、元、白之外，如任华《寄李白》、《寄杜甫》，卢纶《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张籍《祭退之》，李商隐《安平公诗》、《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戏题枢言草阁》，杜牧《郡斋独酌》、《池州送孟迟先辈》，皮日休《吴中苦雨一百韵寄鲁望》，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都可算叙情长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唐人五言排律《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杜甫）、《代书一百韵寄微之》（白居易）、《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元稹）、《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李商隐）、《和郑拾遗秋日感事》（韦庄），也都是大量地通过叙事以抒发情怀的长篇。
知识点2 唐代叙情长篇的发展过程
（1）叙情长篇的出现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叙情长篇的出现，是中国五、七言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方面都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同时又吸收了辞赋的思想艺术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屈原的《离骚》，就通篇而论，抒情和议论成分多于叙述。而其中的叙事段落，仍然足以构成一部自叙传和思想发展史。
唐代诗人创作叙情长篇无疑从屈赋中吸取过营养。李白《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开头“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跟《离骚》篇首的写法就有点相近。不过，唐人的叙情长篇不用骚体，李白等人的写法属于艺术上的借鉴，不能说这种品类与《离骚》有直接的承祧关系。
从诗体看，它终究是五、七言诗自身演进过程中的产物。五言诗成熟早，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即已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当时民间诗歌多叙事，文人创作重抒情，两方面能够巧妙配合、左右逢源地交织在首诗中，还需要一个过程。
从为叙情长篇溯源的角度去审视，建安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长篇是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两诗都叙自身遭遇，抒情气氛浓郁，对唐代诗人创作自叙兼抒情的篇章，无疑极有影响。
自两晋至隋，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先后盛行，士族的腐化与时世的分裂动乱，使文人缺乏大气包举的胸襟魄力，孕育和产生叙情长篇，只有留给诗歌更为繁荣、社会生活空前富有活力的唐代了。
（2）唐代七言歌行勃兴，初唐四杰歌行与六朝后期的赋之间有密切关系
赋体格局宽大、铺陈叙事等特点，在四杰歌行中被吸取了。庾信《哀江南赋》自悲身世，近乎一篇有韵自传的写法，对唐代诗人影响尤深。七言歌行本是较少约束和富有容量的诗体，现在又接受了来自赋的影响，格局大，铺叙多，而又旨在抒写身世遭遇和情感变化历程的长篇，便有可能首先见于此体。果然，骆宾王“历叙生平坎壈，以抒怀抱。”（陈熙晋《续补骆侍御传》）的长诗《畴昔篇》以七言歌行的形式出现了。这首长诗句数是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两倍，字数约相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总和。从诗中约略可见诗人自幼年直至出任临海丞前的大致经历，以及“年来岁去成销铄，怀抱心期渐寥落。”那种不断追求而又不断遭受摧抑的郁郁情怀。因此和李白的《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韩愈的《县斋有怀》等叙情长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问题仅仅在于此诗赋的气息较浓，大量的段落用于铺陈，在对各种景象的铺陈描写中，暗逗人事变化，而从叙事本身看，则欠明晰。诗中七言段落和五言段落交替出现，组合尚嫌生硬，不及李白、杜甫等人七言歌行长短错落，挥洒自如。可能正是由于艺术上不能算成熟的七言歌行，“叙”的特点又体现得不够充分，王闿运才把“始为叙情长篇”之功，归之于李白。
以《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为代表的李白七言叙情长篇已经消除了四杰歌行那种受赋体影响的痕迹，以富有诗意的抒情叙事代替了铺陈，通篇一气而下，极其畅遂，叙次明晰，而又能有起落、有剪裁，与骆宾王的《畴昔篇》等相比，显见叙情长篇的成熟。
（3）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繁荣，对五古的新变有一定诱发推动作用
盛唐一部分五古用韵错杂，出语豪纵，特别是一些大篇，把叙事和抒情因素结合在一起，深厚广阔，汪洋恣肆，其演进方向呈现出与七古靠近的趋势。大量成段的五言句与七言句相配合，服从于七言歌行的统一格调，久而久之，对五言诗自身的创作也不免要产生影响。李杜的一系列五古，才力标举，起伏动荡，有在七言歌行中更容易见到的发扬蹈厉、纵横驰骋的格局，表现出唐代五古发展变化的新风貌，也标志着五言叙情长篇继七言之后迅速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白的叙情长篇多半是写赠友人的，结合叙交游、述友情，描写社会生活、抒写个人怀抱。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属赠友诗。《昔游》、《遣怀》虽非赠友之作，而忆交游、述情怀，亦与李诗相近。但他叙情长篇中成就最高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则不涉交游。诗中对社会情况与生活过程的描写，与李白偏于概括、偏于主观感受相比，也显得客观细致，生动逼真。这些地方显示了杜甫的创造性和他对于古代乐府叙事诗真实地表现生活的传统有更多的继承。如果说李白是从曹植《赠白马王彪》的方向增加了叙事因素构成自己的叙情长篇，杜甫则是从蔡琰《悲愤诗》的方向，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构成自己的叙情长篇。李杜各自所作的开拓，使叙情长篇从内容到形式很快走向丰富多彩。
中唐时期，韩愈的《县斋有怀》与初唐骆宾王《畴昔篇》在“历叙生平坎壈，以抒怀抱”方面，性质相近，而他的其馀各篇，均为写赠朋友之作。这些作品，一方面固然是结合叙述交游展示自己种种心境感受，并且像李白诗歌那样有一种深挚缠绵的感情和悲歌慷慨的浪漫气质；另一方面，“倥偬杂沓”，摹写种种情感和事件过程，又和《北征》、《咏怀》颇为相近。韩愈的叙情长篇对李白、杜甫的艺术经验均有所吸收。但能够把李白那种一往情深、叙故忆旧的布局和杜甫琐细逼真、淋漓尽致的摹写整合起来，实在需要大手笔。再加上他所具有新颖奇突的面貌和排奡之气，可以说在艺术上对叙情长篇又是一次重大开拓。
韩愈之后，张籍《祭退之》与韩愈写给他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达到神似的地步。晚唐杜牧《郡斋独酌》可能受韩愈《县斋有怀》影响，但不及韩诗整饬。李商隐的长篇在写法和语言上，兼学韩愈和白居易，但不及白居易自然，也不及韩愈劲健。不过，对于绮才艳骨的李商隐，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类长篇，有时竟然“俊快绝伦，变尽艳体本色。”（陆士湄评《偶成转韵》）。这固然与写诗时的心境以及体式（五七古）有关，但叙情长篇经李白、杜甫、韩愈等人之手，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貌，对于李商隐无疑要产生影响。顺着叙情长篇这条线索向前发展，直到皮日休、陆龟蒙的吴中苦雨唱和诗，虽学韩愈不免流于驳杂冗长，但所包含的生活内容和情感内容仍然可算是广阔的。比较起来，中晚唐诗人中以白居易、元稹的某些叙情长篇相对地写得随便一些。元白作为大诗人，并非只有一副笔墨，白居易《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一气盘旋，情意殷殷，浑厚而又畅达，可谓自成一境。他们两人的五排《代书一百韵寄微之》、《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在唐人长篇排律中叙事最为明晰，则又是很好的律体叙情长篇。
知识点3 唐代叙情长篇的艺术特征与巨大成就
（1）叙情长篇的出现，离不开中国诗歌发展的独特背景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而抒情诗特盛，似乎二者为了谋求某种平衡，在它们的中间地带通过交融产生了叙情长篇。简言之，就是诗歌发展到唐代，由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原因，常常促使作者追求用更大的篇幅、更多样的手法，把生活感受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传统文化心理和诗歌创作风尚的制约下，诗人们多数时候仍不习惯于把生活素材加工成故事化的乃至带上超现实色彩的叙事诗，而是崇实本分地按照生活原貌进行叙写，并注入自己浓烈的情感。这样，突破一般抒情诗形制小、重写意的限制，但也并没有走向叙事诗，而是成为重视表现实际经历和见闻、大量采用叙述手法的叙情长篇。
叙情长篇由一般抒情诗比较单纯地侧重抒情，朝叙述方向跨进一步，自然会令人刮目相看。由于有了这一步，某些长篇究竟应该属于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在唐诗研究著作中颇见分歧。因此，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以及叙事诗的关系问题，很值得辨析。也只有辨清它们之间的不同，把叙情长篇作为一种可以独立的类型看待，才能更确切地把握它的艺术特质以及有关诗人在创作上的联系。
（2）叙事诗中的情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诗论在这方面也相应地显得薄弱。像张祜嘲戏白居易的《长恨歌》为《目连变》、何焯指出《长恨歌》为“传奇体”、胡应麟说《孔雀东南飞》似“下里委谈”等等，虽然接触到了这类诗具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问题，但终究未作细论。西方诗学基于叙事诗的繁盛，在这方面讨论得比较深入。亚里斯多德说：与其说诗（按：指叙事诗）的创作者是“韵文”的创作者，毋宁说是情节的创作者。（罗念生译《诗学》第九章）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同上引第二十三章）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同上引第六章）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强调情节的重要，要求叙事诗的情节有头、有身、有尾，乃至像悲剧情节二样，“有一定长度”，对我们在情况非常复杂的中国诗歌中大致地区分叙事诗与抒情诗，很有参考价值。
（3）叙事诗与叙情长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叙”字
说明这类诗叙述的手法用得多，它们之间不同的特点在于有“情”与“事”之别。叙事诗立足于故事，如《孔雀东南飞》叙述焦仲卿夫妇为反抗封建压迫双双殉情的故事，《木兰诗》叙述女主人公代父从军的故事，都是围绕“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进行咏唱的。叙情长篇不同，它立足于抒情，不论在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笔下，各种叙情长篇结构上有何不同，也不论叙述成分在诗中占有多大比重，抒情在根本上乃是这类诗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在叙述中固然涉及大量具体情境，但主体在情境之中把各种各样的内容纳入他的情感和观感里，着重表现客观事物在主体心中所引起的回声、所造成的心境，即在这种环境中所感觉到自己的心灵。
把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韩愈的《答张彻》，白居易《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李商隐的《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等篇综合起来看，一般是围绕朋友离合聚散织进抒情主人公某些与之有关联的社会人生感受。友朋聚散构成的人事上的网络等于是个海绵体，内中灌注的汁液则是情感。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围绕一个过程展开，这些过程近似上述诸作中的离合聚散。诗人通过与这个过程相联系的种种叙述和描写抒发情感。由此可见叙事诗立足于故事，而叙情长篇立足于叙情的明显区别。叙事诗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乃至语言和思想活动，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叙情长篇由于旨在抒发主体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诗人自我形象。
（4）就事而言，叙情长篇虽然也用叙的手法写了种种事件，但与叙事诗中的事又很不相同
叙事诗包含“有头，有尾，有身”的情节，是完整动人的故事，而叙情长篇所写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叙事诗具有情节的“整一性”，“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严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罗念生译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而叙情长篇的情况比较复杂，既不能笼统地要求这种整一性，也不可散漫庞杂，没有章法。一首叙情长篇往往能写到许多事件，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事件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断。诗人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主，情必须畅通，而事不一定连贯，不必每首诗只围绕一个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待得有头有尾。如果说《长恨歌》等叙事诗相对地接近小说，情节集中紧凑，那么叙情长篇则近似散文，它没有那种集中紧凑的情节和从首贯到尾的故事，而是大致围绕一个中心或过程，意到笔随地抒写。各种场景与事件之间不一定要求连贯乃至互为因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如果在散文家笔下也可以写成以回家探亲为题材的散文。正因为散，所以它的笔触可以自由伸展到各个方面，并可以有叙述、议论、描写等各种笔调，得以扩大所抒之情的内涵。但是这种散，也像散文，不是散漫芜杂，而是散中见整。它是以散避免呆板局促，使神情敷畅，往往外显暇豫而中具法度。
叙情长篇与叙事诗之间的差异，说明它始终未能走出抒情诗的领域，但它向叙述方向所跨出的一步，则又使它与一般抒情诗表现出多方面的不同。
（5）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诗往往集中于对一时一事的反应
大量即兴诗、应景诗，只需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加以抒写就行了。像短小的绝句，有些抒写的只是零星飘忽的灵感。而叙情长篇的情感，正像叙事诗中的故事一样，“具有定长度”，作者沉吟属辞之际，内心中有前后相续、此伏彼起的感情波澜，它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叙写，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长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现出来。如此长篇巨制，它的情感必须通过在对一连串事件的经历、感受、评价中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决不是靠对一两处景物或片断的事件进行描写就能完成的，因此与一般短篇薄物、旁见侧出的抒情诗不同。
（6）叙情长篇的主要表现手段是叙述
它能展示主体多方面的活动和有关事件与生活场景，表现主体繁复的心境以及广泛的社会现实。得意处往往淋漓飞动，穷极笔力。而一般抒情诗，特别是短小的律绝，很少展开叙述，它通常是把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诗机缘，转化为心灵反应。因此不是将情境事件一一摊开，而是凭诗人的特殊用意和心情，选择对象的某些方面加以点拨，让人体味。大量运用叙述，把有关情事展开，在叙情长篇中是一个很显著的特色。
（7）基于对情景和事件展开大量叙述，叙情长篇往往是实多虚少
情多实叙，事多实写，比兴以及空际传神的写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像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高度概括，也不像某些小诗那样空灵。叙情长篇有很强的自叙性，与诗人的生活、思想联系更直接，给人更多的具体感、真切感。由于叙情长篇体制阔大、多用实写，它对生活的卷入相当深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体性。长诗本身往往体现为一种绵延开展的动态系统，与某些收敛内向、自足自在的小诗，大异其趣。
叙情长篇在唐诗中是一批掣鲸碧海的伟构，对各个作者来说，则往往是该诗人代表性的篇章。较之某些叙事诗题材和情趣向市民方向靠拢，叙情长篇则更符合诗言志的传统，它的身份、口气都更加士大夫化。心胸博大、才情高超的诗人，往往藉这些长篇驰骋笔力，对自己某些阶段的生活感受进行总结性的咏唱。这些长篇从诗人注意力较多地落在身世感受押或时世感受上看，大致有两种类型：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以及杜甫的《昔游》、《遣怀》等篇，较多地叙写身世感受；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则较多地叙写时世感受。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叙旧道情中的优秀长篇，通常是借与友人叙情论心，作为引发创作的契机，中心仍落在抒写怀抱和反映时代生活方面。诗人与友人的聚散离合，牵连许多逝去的岁月。在叙旧之际，极容易把一腔热血、满怀感触引发出来，不仅由昔而今陈述自己的心灵历程，同时连带着对往时的遭际乃至当日的环境气氛、朝廷政治局面作出回顾反思。这样，着重于身世感受的这一部分叙情长篇，在自叙怀抱和遭遇的同时，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着重于写时世感受的一部分叙情长篇，却也处处不离开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两部分叙情长篇，注意力和着眼点可能各有侧重但其中优秀篇章，则往往兼具两重性质：是坎壈咏怀的篇什，又是反映时代生活的乐章。
（8）叙情长篇是诗歌叙事和抒情两大因素在协调统一过程中产生的
随着诗歌中叙事、抒情乃至议论等多种成分组合的千变万化，不仅叙情长篇的格局面貌表现为动态序列，而且有的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一般抒情诗、叙事诗和叙情长篇的常规，呈现复杂情况。联系叙情长篇的艺术经验，可以对这些作品内部成分的组合进行比较对照。分析唐人的长诗，可以看出，叙事、抒情、议论组合的形态虽然变化多样，但要做到长篇中各种因素和各个部分都能真正有机统一，具有故事情节的整一性，或如同主体亲身经历体验的那种生活魅力，实在并非易事。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优秀叙情长篇，在唐文化的特定背景下，凭借唐诗高峰期卓越的抒情叙事艺术，在这些方面为诗歌发展作出了重要开拓。叙情长篇中那种前后相续、不断发展演进的情感过程，几乎像叙事诗中“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一样，给全诗以一种开合起伏而又不致松懈散漫的内在凝聚力。它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中心，把各种境况纳入主体的体验观感之中，既有坎壈咏怀，又有史诗之笔，融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因素，却保持了艺术上的有机完整、生动具体。这类作品给民族诗歌朝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广方面发展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无疑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吸取的。
（9）叙情长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难以驾驭
唐诗中这一类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诗人之手，而且多半出现在这些诗人的中后期，是正当他们阅历丰富、精力旺盛、诗艺成熟、感慨最深的时候。由于叙情长篇的作者要用一大片魄力去写，读者也相应要用一大片魄力去读，甚至评论介绍也要费一大片气力去从事，所以历代选本选录和反映不够。特别是一些普及性选本，被动地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更很少以之入选。“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从全面地认识唐诗，藉以发展我们民族诗艺创造力的角度来要求，这种不足应该得到弥补。
扩展阅读：
唐诗研究第1章考点——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2章考点——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3章考点——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4章考点——盛唐气象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5章考点——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6章考点——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7章考点——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8章考点——唐代山水田园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9章考点——唐代边塞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0章考点——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1章考点——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2章考点——文体交融与唐代诗文的变化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