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边塞诗的一般情况
知识点1 从边塞诗的范围分析
边塞诗从创作主体上看，应该具有边塞意识。所谓边塞意识，是指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置身边塞所获得的体验与认识，或虽非置身边塞，但具有与边塞军民及其生活息息相通的情思与感受。即使是对边塞的景物、生活进行客观描述的诗，也应该让读者有一种亲历感、气氛感，以见出作者的意识确实进入了边塞。根据对边塞诗这种特征的认识，我们对于边塞诗的内涵和边塞诗的艺术风貌，有可能把握得更准确一些。
（1）边塞诗的时代范围
把边塞诗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加以深入研究，一般只有对唐代文学才采取这种做法。唐代以前，文学史上陆续产生过一些征戍题材的诗，出现过像《敕勒歌》那样歌唱边塞风光的杰作，但从总体上看，歌咏像汉唐大一统以后那种比较严格意义上边塞之作毕竟不多。有的虽用了边疆地名，而实际上在作品中井未体现边塞意识。如沈约《从军行》提到“浮天出鳀海，束马渡交河”，其实他所属的梁代，版图只限于东南，跟鳀海、交河相去甚远。因此沈约的诗只不过是借这些地名强调士卒远戍而已，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边塞诗。至于有些征戍之作所体现的尚武报国精神，怨久戍、念家园的情绪，乃至某些表现手法，对唐代边塞诗的创作虽有影响，但这些诗篇的多数，或是不关边塞，或是内容抽象贫乏，甚至陈陈相因地仿制、模拟，未能集中反映边塞的生活与景物风貌。它们零星地散见于文学史上，并不足以从边塞文学的角度划成一种专门的类型。只有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边事活动空前频繁，诗人们受着开放的时代精神鼓舞，同时又具备较多的边塞方面的知识，乃至一定的生活体验，或借乐府旧题而抒新意，或自制新题，发为大量边塞气息浓厚、形象鲜明饱满的诗篇，才构成个需要冠以边塞诗的专名而不可隶属于其他题材的类型，并争得了文学史上的一席地位。
（2）边塞诗的地域范围
边塞诗反映的地域范围应该限于边疆。有人认为既称“边塞”，应该把唐王朝的四边都包括在内。唐代在西南方发生过跟南诏的战争，应该把反映那一带战争和风土人情的诗也称作边塞诗，这种意见是对的。不过，秦、汉、隋、唐等王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从东北到西北沿长城和丝绸之路两侧展开的地带。中国古代的边塞意识是和这些地方的山川塞堡、风土民情相结合的，边塞之作多以这些地方为背景，因此边塞诗反映的范围，从地域上看主要是从东北至西部边疆。
（3）边塞诗的生活内容范围
边塞诗从内容上看，是以边塞风光和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分而论之，可以包括以下几项：反映边塞风光的诗；反映边塞地区民族战争的诗；反映边塞军民日常生活的诗；反映后方对边塞问题关心及思念边防战士的诗。
知识点2 从边塞诗的时间分析
唐代边塞诗是在唐代版图空前扩大，唐帝国在边疆地区展开频繁而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活动基础上产生的。边塞诗的现存数量大约一千多首。这一千多首边塞诗，当然不是全部集中出现于唐代某一段时间，而是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作品。
（1）初唐边塞诗
内容比较单纯，数量比较少。但跟初唐其他各类诗相比，有它独特的风貌。初唐诗坛受齐梁浮艳诗风影响比较深，但边塞诗较多继承了北朝民歌，乃至建安诗歌的作风，往往显得健拔雄浑。内容虽不及盛唐边塞诗丰富多彩，但由于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对外战争的自卫性质更突出，军政方面腐败因素较少，初唐边塞诗的献身精神，表现得更为集中感人。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卢照邻“须应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战城南》），意气几出盛唐之上。就作家论，开国之君唐太宗已有边塞之作。虞世南的边塞诗，气骨高古，英爽豪壮，初步显示了唐代边塞之作特具的时代气息。嗣后，四杰及陈子昂的边塞诗更多。骆宾王数度从军，到过陇西二带；陈子昂两次随军北征，两人的边塞诗，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的诗歌中，还是在唐代边塞诗的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2）盛唐边塞诗
这一阶段，是唐代边塞诗的高潮期，内容丰富多彩，艺术上高度成熟，名作、名家集中涌现，不仅在唐诗中显得光辉耀眼，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从创作方面看，还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
①出现像岑参、高适那样在边塞诗上集中用力的杰出作家。
②边塞意识广泛进入这一时期诗人创作之中，诗人们精神外向，边塞主题成为一切题材中最富有吸引力的热门。
盛唐诗人，无论是否到过边塞，无论属于哪一流派，几乎都写有边塞题材的诗，说明盛唐边塞诗跟时代风会有特殊关系。
（3）中晚唐边塞诗
诗随着唐帝国国防力量下降，版图缩小，国内各种矛盾进一步复杂化、激烈化，诗人们的注意力由外更多转向内部，边塞诗创作的热潮逐渐减退。
退潮，也有一个过程：大历至贞元初，李益、卢纶等的边塞诗，笔力和气象还比较接近盛唐。李益边塞诗达五六十首之多，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作者之一。其诗“悲壮宛转……诵之令人凄断”（《唐音癸签》卷七），感伤的情调已经较浓了。
其后，边塞诗中浪漫豪情进一步让位给现实主义精神。好一点的边塞诗是追随时代变迁，从边塞这个侧面反映唐帝国的没落。让人看到外患凭陵、领土丧失、边民沦为奴隶的现实。
因为北方藩镇割据，唐朝廷较多地经营包括岭南在内的南方地区，在滇、蜀交界处，需要多方面应付南诏。由此而来，反映西南边疆的诗，在中晚唐数量增多。南疆诗就其所体现的边塞意识看，不如北疆诗强烈，当然，南北风土人情不同，边塞意识的具体内容也很不相同。
知识点3 对边塞诗的评价问题
在对边塞诗的评价上，最容易引起不同意见的是这类诗涉及到边战时应如何看待的问题。有人曾认为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战争，多半是黩武战争，因此文学史上对边塞诗的肯定是错误的。这种看法不够妥当。
唐代边塞诗写到战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不涉及战争的边塞诗，如歌唱塞外景物、风俗、人情，写战士的戍守生活、家属的思念情绪等，一般说来，都没有理由把他们和战争扯到一起。就是写到战争，多数作品所表现的，也往往是经过典型化了的当时人们对边境战争的感受，而非某次具体战争。如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谁能肯定它是以某次战役为背景，并进而根据这次战役性质，给这首诗定性？这是说不少涉及战争的边塞诗，我们很难把它和某一次具体战役联系起来，一般地只能根据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去加以认识。
至于一部分写到了具体战役的作品，用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去给作品定性，是不是一定就妥当呢？也未必妥当。因为诗歌是以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的，写了战争的诗，不一定代表对战争的全面性的政治评价。它反映的往往是某些人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对该战争的情绪和态度。
同样，即使是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正义战争，如果诗歌在加以反映时，过分地歌颂杀戮，血腥味太重，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过多地肯定它。另外，战争还牵涉到一系列复杂化的民族关系问题，牵涉到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与背景。
因此，战争的性质与有关边塞诗的评价，二者之间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在西北边疆与吐蕃之间发生的战争，焦点是为了争夺河西走廊以及对于青海以东和新疆地区的统治权。具体到某一次战争是由哪一方发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从总的方面看，唐王朝基本上是正义的。当时的多数战争，有利于西北和新疆一带各民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因此，盛唐两位最重要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秉笔从戎、佐幕边陲，在诗中抒发他们从军报国的热忱，歌颂当时边防将士的功业，从主导方面看，还应该给以肯定。总之，我们对于唐代边塞诗，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要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去考虑，而不要拿某些机械的公式去套。
第二节 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
作为边塞诗创作成熟期的盛唐，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留有名篇和一定数量边塞诗的作者至少有十来家，而过去常常习惯于把他们整体化，忽视辨识不同类型的作品，较少注意不同作家群的各自创作倾向，对边塞诗在高潮过程中的变化发展缺乏认识，不少问题在对象范围上也未能予以应有区分。针对这些情况，有必要从盛唐边塞诗的分类研究入手，把问题引向一些应予辨析，而不宜粗略笼统地对待的方面。
以下拟从边塞诗中提出两类作品加以讨论：一类出自社会上一般诗人之手，抒情主人公可以看作边防士卒，不妨称之为战士之歌；另一类是被辟聘到边防节度使幕府中的文士之作，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身，可称为军幕文士之歌。这两种类型当然不足以概括边塞诗的全部，如高适《信安王幕府诗》、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一类酬赠之作，作者身份在诗中表现得很明确，抒情主人公既非战士，亦非幕府僚属，自然不能列入上述两类诗中任何一类。还有些诗，内容主要陈述边事，但诗人不是托士卒口吻，而是以能为朝廷筹画安边良策的才智之士自命，身份和语气也显然别是一样。但这些作品数量较少，边塞诗中在思想和艺术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仍然以属于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两种类型为多。因此，讨论一下这两类诗各自的艺术风貌及其产生的条件背景，可能会使我们对某些问题在认识上得到深化，或者可以进而窥见边塞诗发展的某些重要环节以及与当时政治军事制度演变的相应关系。
知识点1 战士之歌
战士之歌，从作者看，虽然并非真正是封建社会中处于文盲状态的战士，而是文化修养较高的诗人。这类诗从反映现实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战士及社会某些阶层围绕战争问题所产生的复杂情绪。至于少数纯粹出于承袭乐府旧题，内容浮泛，与战士生活思想很隔膜的作品，当然不属所论范围。
（1）可以看作是战士之歌的盛唐边塞诗
除李白、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常建等人的有关作品外，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王维的《少年行》、《陇西行》等篇，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高适前期，两次到过蓟北，给边塞幕府僚属呈献过一些作品，又曾在若干诗中自比为有安边韬略的孙武、吴起，这类篇章，当然不属战士之歌。但高适其他一些作品，特别是最杰出的《蓟门五首》和《燕歌行》，却颇能表现战士的生活情绪和愿望，《蓟门五首》中像“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燕歌行》中像“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都可看作战士的自白。因此，把高适前期这一部分最有价值的作品，归入战士之歌一类加以讨论，应该是可以的，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考察和认识盛唐边塞诗。
战士之歌的边塞诗，首先表现的是报效国家的精神以及争取边疆安定和平的愿望。人民参加战争，目的是为了抵御侵略，保卫国境四周的安全。所以抒发战士的英雄气概，在具体作品里，又常常与争取和平的强烈要求结合在一起。这种追求有时化为理想色彩更浓的憧憬：“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二）借汉武帝时与乌孙的融洽关系，展开想象，让民族之间友好团结的精诚，消尽战争的阴霾。愿望之美好，达到了封建时代广大士兵考虑民族问题所能及的最高限度。
（2）由士兵眼里去看边塞
特点是有下层人民对问题的深入体察和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所以即使是在封建盛世，仍然可以从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塞诗中看到对有关问题的冷静思考乃至多方面揭露。他们的情思远溯秦汉，对征戌的意义进行历史性的推求；他们怀念古代名将，透露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联系盛唐许多其他边塞之作，可以看出广大战士对于军政腐败、将帅不得其人，深为不满。
在封建时代，将军们经常只顾军功，不顾士卒性命，哥舒翰屠石堡城取得封赏就是一例。而且有些战争即使完全正义，由于封建制度下难以避免的军政腐败，死亡也往往过重。出于战士的报国热情，但战争本身却不是以少胜多，而是死伤惨重。战争无有休止，代价如此之重，从唐王朝一边看，不能不归罪于统治者制置边疆失策，或因贪欲而黩武。
李颀《古从军行》中的战士心情极苦，一方面“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另一方面眼前的景象是“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要执行皇帝的意旨，就要残杀无辜。进退两难、富有人道精神的战士，不仅从自身，而且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提出令人怵惕的问题，揭露了黩武者视各族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贪残本性。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挑起战争的责任，并不只是在汉民族统治者身上。边荒游牧部落的奴隶主贵族，也常常觊觎中原。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靠放手杀戮来解决问题。要求安边应有正确的方针政策，要在“不得已”的前提下有控制地使用武力，则无疑是正确的。
（3）盛唐时期诗人们所写的战士之歌
综观盛唐时期诗人们所写的战士之歌，可以说围绕民族关系和战争问题所作的反映是充分深入的。既反映了当时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也反映了战争本身的严酷性以及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受着诗人生活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虽未能说尽征人所要说的一切，但他们在创作此类诗歌时通常总要按照征人的方式去思考和表述问题，由于有着这种主观努力，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增强了。敢于揭露真相，直抒怨苦，是这类诗可贵的思想特色。
战士之歌是诗人揣摩体会边防戍卒的情怀而写出的作品，因而这类诗从抒情主人公与作者关系看，有不少与唐诗中的宫怨、闺怨以及另外一些题材的旧题乐府相近，都多少带有“拟”、“代”的倾向。
在战士之歌里，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一般是没有的，所写的情或事，也要求能让人联想到更多的生活场面，触动更广泛的情绪。写作这类诗时，诗人致力于典型概括的意识，往往更为明确。它在表达上的含蓄蕴藉，思想感情的丰富性、多重性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了逼肖征人或下层人民的声口，深入人心，诗人还特别注意向民歌学习，多采用乐府诗题，使作品具有军伍和民间气息，富于音乐性。
（4）战士之歌表现的局限性
诗人为边防士卒歌唱他们的生活和情怀，也难免有其局限的一面，这主要是生活体验带有间接性。就盛唐诗人与边塞接触的情况看，以高适、岑参实际生活体验最为丰富，高适除天宝后期从事哥舒翰幕府外，早年两次北上蓟门，对边塞的考察也是比较深入的，他的《燕歌行》写边塞征战生活，比一般战士之歌要深切得多。
盛唐诗人们写战士之歌时，闻见所及未能超出东起幽并、西至陇右的长城一线。曾经涉足边塞的诗人也多属旅游性质，时间不长。他们写战士生活固然多凭借间接经验，写景比较虚括，也不完全出于上面曾提到的艺术上的原因，缺少亲见亲闻应该是同时助长了这种倾向。所以，上述这类边塞诗，自然要由诗人们的阅历给它构成种局限。我们试看中晚唐的许多边防题材的诗作，几乎只是在盛唐战士之歌的成就范围内踏步，有的甚至近于模拟，使更可悟出如果不在生活和视野上有更大的扩展，也就难以越过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藩篱。
（5）王昌龄、李白的边塞诗
人们的创造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历史条件论其充分完满的程度，在具体到某些人的时候，又总是相对地存在差次。王昌龄、李白等人创作边塞诗，一方面继承借鉴了前代征戍题材的作品，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条件下的产物。在边塞诗创作的高潮中，如果按照它的自身发展来划分阶段，王昌龄、李白等人的战士之歌，多数写于天宝中期以前，相对于岑参、高适的西北边幕之作，为时更早一些。这阶段，诗人们秉受时代风会，写了大量艺术上成熟完美的边塞诗，同时又留下了很广阔的天地有待开发。另外，王昌龄、李白等人写战士之歌，只不过是他们诗歌创作中多方面的题材之一，带有兼而为之的性质。待至岑参、高适等人系身幕府时，从他们作为诗人的角度去看，写边塞诗则是致力的专门对象。由众多的人兼而为之，到集中若干有更多便利条件的人去专攻，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而总的说来，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边塞诗，在思想和艺术上虽有其独到之处，他们的优长并且有助于我们对照认识岑参、高适另一类边塞之作的缺点，但只要我们愿意承认王昌龄、李白写边塞诗确有为他们自身经历和见闻所囿的情况，就不难看到岑参、高适西北边幕之作，在成就上是属于突破性的，形成对边塞诗发展的又一次大开拓。
（6）岑参、高适的边塞诗
岑参、高适的边幕之作是以更加充实而多方面的边塞军旅生活体验为基础的。此前，崔颢从事河东幕府写过《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篇，王维羁留凉州幕府写过《使至塞上》等篇。特别是王维对凉州一带风俗民情的描写，以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极其真切地再现边塞风光的名句，已经预示着边塞题材到从事军幕的杰出诗人手里，将会有重大突破。只是王维由于历时短、作品不多，至高、岑才将这种预示推进为现实。岑参多次往来于天山南北，他们那种秉笔从戎、佐幕边陲的实际感受和多方面的丰富见闻，是王昌龄、李白等人缺乏的。因而在创作上自然能如龙宫探宝，获前人所未获。当然，高、岑二人单论其西北边幕之作，成就是有悬差的。高适入河西幕之前和在河西时期的边塞诗，约分别为二十首、二十二首；岑参在安西、北庭期间约有七十七首。高适边幕之作，数量虽不及岑参丰富，但仍略多于他自己前期的边塞诗。关键是他这一阶段的作品，无论与岑诗、还是与自己早年的边塞诗相比，都显得逊色。这可能因为高适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治军事实干家，入河西幕后精力主要牵缠于军政事务，创作兴致没有前期那样浓了。但尽管如此，他在河西幕府诗中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对于彼时彼地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的实际感受，还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光是由于岑参，同时也由于有高适边幕之作加入，才完成了由王维开端的对于边幕诗创作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大扩展。而高适无论在战士之歌的创作还是在军幕文士之歌的创作方面，都是一位重要诗人。
知识点2 军幕文士之歌
军幕文士之歌已不像战士之歌那样，在创作上有“拟”、“代”的倾向了，它是属于作者直抒所历所感的一类。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普通的征人，而是军幕文士。这些文士和后代官僚幕府中的帮闲人物不同，他们有不少是有血性的男儿，有理想，有抱负，有健全的体魄、报国的热情。
“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高适《登陇》）。因受朝廷一命之拜和感怀知己的信任，即仗剑离乡，不辞万里之劳，正是慷慨奋发、积极用世精神的表现。“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文士已著上了一半军人的风采。诗人不免自矜，而自矜中正透露了秉笔从戎的喜悦。似乎由于他们在边疆感到功业不难建立，生活待遇亦较一般战士不同，因而情调也更高昂。他们当然并非没有久戍塞外的复杂情绪，但并不流于缠绵凄恻：“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岑参《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送于军中饮，家书醉里题。”（岑参《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运刚于柔，前者把公私两端的主从关系限制得非常严格，在克制中显得坚毅和韧性；后者在醉里题写家书，更把绵绵深情和倚酒自持的刚气统在一起。这些文士在独处和思念家室时情调并不低弱，而众人会集在一起时，更能激发意气：“……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多么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他们有感于时光流逝，功业未建，但不叹老嗟卑，感伤唏嘘，而是表现出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豪饮、大笑和“岂能贫贱相看老。”的感慨，都基于一种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念，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心志。他们怀抱功名欲望，但不加隐讳，显得开朗而有进取性。透过这些作品，不难觉察到，
感应着盛唐的时代精神，这些富于血性的男儿脉管该搏动得多么有力！岑参、高适所描绘的军幕文士形象，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欣赏着大自然在边塞上所显示出的伟力，吟唱着那里的火山、热海，由于经受鞍马风尘、冰川戈壁的锻炼心志变得更加开阔坚强。“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高适《送蹇秀才赴临洮》）。文质彬彬与英雄气概的结合，是其特色。这类形象，与李白、王昌龄等人笔下的战士形象，在唐诗形象画廊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起来，战士形象虽然丰富多样一些，并且也有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但作为一种类型，在前代军事题材的作品中，毕竟曾经出现过，而岑参、高适诗中的军幕文士，在唐诗形象系列中则属于比较新的类型。
得益于边塞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岑参、高适笔下更加丰富多彩地展开了边塞军中生活和战争场面。岑参、高适的诗第一次大量地把西北山川景物乃至某些风习人情介绍给了中原地区的读者。天山、火山、热海、铁关、走马川、百丈峰等山川塞堡都历历如见地出现在他们用诗笔描绘的西北地区山水长卷上。在这一类诗中，有的描绘奇丽多姿的塞外奇观，有的景物虽未必瑰奇峭丽，却为边塞地区所特有，非肤泛涉笔所能道出，有的则属于塞外特产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歌舞。类似以上描写，在诗坛上确实如辛文房所说，“唐兴罕见此作”（《庸才子传》评岑诗），但从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反映玉门关以西广大国土的自然面貌与风俗人情的要求，至少从唐太宗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时就开始了。这种时代要求，经过一百多年，到岑参、高适佐幕边陲时才得实现。使边塞诗反映的地域，由局限于长城一线，扩展到天山南北，这本身就是在文学扩大题材范围、适应现实要求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意义已不仅限于边塞诗。
在艺术上，岑参、高适的西北边塞之作因由于实际见闻和感受，不再是大量借助间接得来的材料去揣摩悬想，故能进一步改变那种写情写景比较虚泛概括的状态，有着更多的具体性和真切感。生活体验的充实和素材的丰富，要求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们在西北的诗作，很少沿用乐府旧题，有更大胆的创新和尝试。由于他们在诗歌内容和艺术上的拓展，境界独辟，且诗中抒情主人公已不再是类型化的征人，而是从事于军幕的作者自身，遂使得许多作品艺术个性也更鲜明突出。
在充分估价岑参、高适军幕文士之歌对于边塞诗重大开拓之功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事情复杂性的一面在于幕僚的身份又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某些局限。边帅僚属的根本弱点，是对幕主亦即主帅的依附性。他们受使府辟聘，将来出路也往往要靠府主荐举，与府主结成升沉与共的关系。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使他们难免不在诗中对主帅常有谀颂之词，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感激之情或为了博取主帅的青睐，另一方面也不免有意为主帅吹嘘军功，广造舆论。所以在对待自己所依附的将帅以及有关战争问题上，他们很难像未入幕的文士那样冷静客观。
当然，如不苛责古人，应该承认高适和岑参一生行事还是较有节气和见识的；哥舒翰、高仙芝、封长清天宝后期镇守西北边疆，也各有贡献。所以高、岑某些不恰当的颂词，对他们边塞诗的总成就尚不能构成过大的损害。何况边塞诗并不等于都是边战诗，边战的性质和涉及到有关这些战争的诗歌，在评价上也不构成简单的对应关系。高、岑边幕之作，跟具体战争有牵连的毕竟是少数，更大量的是对边塞生活和风光的多方面展示，是抒写他们秉笔从戎的情怀和种种实际感受，那丰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才是对读者最能起作用的东西。我们将其某些局限毫不隐讳地予以指出，跟充分肯定他们在边塞诗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应该是不矛盾的。
文艺创作总要受着时代条件特别是作者生活与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盛唐两类边塞诗正是由于在创作上各自所凭借的条件存在差异，因而无论在内容上、艺术上都有不同。深入研究盛唐边塞诗，无疑应有所区分，而不宜把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一概论之。在一类诗中某方面之所短，在另一类诗中可能恰有所长。若把这种长处或短处属之于所有边塞诗，便未必符合实际。另外，两类诗在诗坛上出现，大体可以分出先后，构成边塞诗在高潮期的发展变化。前者对于后者的出现有着启发推动作用应该是无疑的，但从军幕文士之诗的意义上来看后者，岑参、高适军幕之作出现于天宝后期，却又并非单由文学进程死死地规定着的，而是更多地与当时政治军事制度的某些演变有直接关系。高适、岑参等受边帅之辟，这样长期从事军幕，与初唐时期有些文人从军的情况已很不相同。其间有一个随着唐代使职差遣制的发展，主宾关系逐渐加强，幕府人员由比较简单化到趋向复杂多样，时间也有相应增长的过程。高适、岑参的边幕之歌出现在天宝后期，正是由这个过程起着催产作用。所以研究文学史如果忽视政治、军事给予文学的重大影响，对于唐代边塞诗的问题，似乎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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