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两人的创作历程与唐代（特别是玄、肃、 代三朝）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对李、杜创作的负面的影响，以及“诗穷而后工”的现象，历来论述较多。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与李杜的理想
唐前期政治，一方面堪称扎实稳健，有许多端谨忠勤、匡益济时的治世之臣；另一方面，它又比较开放自由，在政事、用人上颇具灵活性。这两个方面导致的政治空前成功，激励许多士人为时代献身。从唐前期人才之盛，可以见出那种时代新局面对于人才的吸引和鼓舞。同样，它对李白、杜甫这两位盛唐文化代表人物理想的形成，也有极深的影响。
知识点1 唐前期的政治对李白的影响
李杜二人，以李白的理想带有更多的传奇色彩与自由倾向。他向往着像姜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初看上去，开元、天宝之稳定，与姜尚等人所处的时势完全不同，李白的理想似乎脱离了时代，而实际上仍然根源于现实政治生活土壤。
唐代皇族推尊老子为始祖，道教在唐代政治色彩极浓。道与儒本有出世与人世之别，但道家在唐代却常常以特殊的方式入世。出入于宫廷的道士是一种，辅佐过肃、代、德三朝的李泌又是一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道与儒相结合，用道家的外衣和术数，推行儒家的政治。李白好道且又热心政治，显然应从唐代道教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根源。并且道教的哲学与他的实际政治追求相结合，又使李白的从政，带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功成身退”——既要实现用世之志，又要最终完成归隐之愿。“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李白还常自比东方朔，东方朔在传说中经过道教神话的改妆，成为游戏宫廷、暂伴汉皇、终归天上的“岁星”。在李白的心目中，即使不能为帝王师友，至少也要能以东方朔式的轻松自由的态度事君。这些想法，与道家的事君方式是相通的。
唐前期用兵四夷，边疆广阔的用武之地以及种种富于传奇性的军事政治斗争，在其时具有极大的魅力。李白喜游侠，歌从军，起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的念头，他的伴以迫切行动要求的宏大理想，与唐前期辉煌的军事业绩的鼓舞有关。
知识点2 唐前期的政治对杜甫的影响
影响于李白的现实政治诸因素，对杜甫当然也起过作用。杜甫也有浪漫、富于幻想的一面。但论主导倾向，对于杜甫有更深刻意义的，还是唐前期政治中扎实稳健的一面。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武后时的狄仁杰、娄师德，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九龄所代表的，正是一条注重教化、注重吏治、注重人民生活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所努力促进并留给后世的样板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于自己的理想，一则曰，“窃比稷与契”；再则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上去似乎离现实也很远，但如果结合杜甫更多的作品去理解，他所向往的，不过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实质却是略加理想化的贞观、开元之治。
杜甫对以贞观、开元为代表的唐前期政治的肯定和向往，还包括纳谏。唐前期，从武德、贞观，中经武则天时期到开元时期经历多次重大斗争。虽有许多曲折，但从主流看，是健康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直谏取得胜利。他的诗自始至终多含讽谏，说明他有为谏臣的理想和实践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应从唐前期的政治传统中去寻找它的力量源泉。
杜甫关于仕途功业的理想是有层次的，居辅弼之位，为稷契之臣，当然是最高层次。但此外如李白之欲为东方朔，杜甫也一样有一个较低的层次，即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其直接导源，即为杜甫祖父的任职。唐代是一个重文学的朝代，文士受到优宠。武后朝如此，整个唐前期都是如此。杜甫进《雕赋》、《三大礼赋》的现实政治背景就是：“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进雕赋表》）献赋的目的，也就是要“排金门、上玉堂”，挤入“贾马之徒”的行列，而玄宗之召试文章，则可见直到杜甫献赋之时，唐朝政治现实还能给这一层次的理想以某种支持。
第二节 进入朝廷——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知识点1 进入朝廷对李杜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杜都曾于四十岁后一度进入朝廷。虽时间不长，但接受了高层的政治体验，对其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创作，都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在这以后，都获得一个创作丰收期，而这以前的总体成就，跟其后是不能相比的。
从屈原起，中国大诗人多数都有过朝廷生活的体验。屈原、曹植、谢灵运如此，李白、杜甫如此，韩愈、白居易、苏轼亦如此。这表明在诗歌与政教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必要的朝廷生活体验，对成就一个大诗人是有益的。论者曾有过所谓宫廷阶段使李杜从生活到创作都变得庸俗的说法，是有片面性的。
李杜进入宫廷对于创作的深远影响，必须从它给诗人以高层生活体验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
其一，进入宫廷的兴奋喜悦，离开宫廷的悲愤失望。这种政治上大喜大悲的精神洗礼，没有进入宫廷一遭即无从获得。
其二，恢廊心胸，踔厉志气，身份和自信心得到提高。同时实际体验到了当时最高、最中心的政治是怎样一种场景，从而具备足以俯瞰全局的胸襟和气概。
其三，在入朝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感情上建立了一种与朝廷、朝政难以割断的联系。
其四，看到朝廷“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同时，国都长安更把帝国最具有特征的一些方面，集中地给以体现。
经历宫廷和长安生活，对祖国、对时代的重要旨趣，可以得到更实在、更直接的体验。这些从李杜的诗篇以及有关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到不少。
知识点2 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1）李白的高层政治体验
李白入京，引起轰动，处在由自己掀起的旋风中心，李白的精神相应经历着某种高峰体验。他在玄宗面前“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缀。又上《宣唐宏广猷》一篇，帝嘉之。”（王琦《李太自年谱》）。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更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于御前挥笔而成，这是特有际遇的激发，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
玄宗对李白的使用方式，也助长了他的自由精神。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已一度实现了“上为王师，下为伯友。”（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理想。李白受征召而未得授官，似乎给后世留下遗憾，但从另一面看，让他待诏翰林，虽居宫廷而无曹司的管束，亦无须日日趋朝，倒是符合他爱好自由的个性。“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玄宗对于李白的天真放任颇为宽容。他与贺知章等最富有浪漫作风的才士们为友，精神是自由酣畅的。“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处宫廷而仍能保持这种谪仙风度，除李自外，实为少有。
李白之去朝，据自述及李阳冰、魏颢所述，是由于小人排挤。看来，追求自由和受谗毁两种因素都是有的，至少是当他感到丑正同列，受人诽谤嫉妒时，主动地上疏乞归。“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这种“归山”，原较体面。因为不惯羁束而归山，因为被谗而出宫，都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这样，李白在政治失败中仍然有一种精神支持。
（2）杜甫的高层政治体验
杜甫之拜左拾遗，虽不及李白被召之轰动，但在由布衣成为近侍的体验中，却包含着经历重大考验实现自己报国之志的精神洗礼。“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杜甫奔行在时，完全把生命置之度外。平时沦落，不霑朝恩，国难中却能有这样的表现，实在为一般人所难及。左拾遗之拜，体现着朝廷对其大节的肯定。学者们还注意到他这一时期所有送人赴官的诗，更多的是表达壮行色、致勉励之意。
“迟暮宫臣忝，艰难衮职陪。”（《秋日荆南述怀》）杜甫之赴行在，意味着亲自参加了唐王朝的重建工作。不仅社稷重建令人欣慰，关键是于艰难之际，有幸为中兴事业出力。收京以后，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等人一起歌吟大明宫早朝景象，又写了《春宿左省》等宫廷诗。如果以为这些诗表现的仅仅是一个近臣沾沾自喜的心理，未免错会。诗人经历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种痛苦的体验之后，重睹京城恢复，朝仪仍旧，岂能抑制住心底的激动！供奉宫廷，而时间又恰好在复京前后，杜甫所完成的不只是作为一个近臣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内心觉得王朝再建有他的一份参与。
杜甫以“琯党”问题被贬，与朝廷高层次斗争发生了牵连。这种牵连，以及上述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在杜甫心灵中留下深刻的、永久性的印记，构成迁延难解的结。如果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一直追踪到《秋兴》等晚年的思考与回忆之作，便可以充分看到在朝的一段生活，对杜甫心境的影响该是何等巨大。
第三节 后期——侘傺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知识点1 侘傺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一）维系李杜的惓惓之心靠现实政治
李杜之在朝，前后都不超过两年。他们离开朝廷后，仍然惓惓国政。其惓惓之心，有一个靠什么加以维系的问题。
虽被妒杀，却也毕竟曾受君王赏爱，李白对重返宫廷仍抱幻想。但天宝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李白感到局面无法逆转，终于滋长了隐遁之念。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李白之隐，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毕竟显得消极，此时很需要一种推动力，帮助他走向实际斗争。
类似李白的问题，亦表现于杜甫弃官之后，肃宗打击以所谓“琯党”为代表的蜀郡旧臣，直接牵连杜甫。“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对肃宗的刚愎自用和猜忌，杜甫既畏惧又反感，避官和避世的意念一度上升。他在秦州，生活陷入绝境，但没有返回关中，而是举家跋涉，进入偏僻的蜀地，可见有心要远离政治中心区。从卜居成都草堂前期（上元元年至宝应元年七月）诗歌看，杜甫思想上退避、独善的一面颇为突出，如没有一种力量加以拨转，消极之念还可能进一步发展。
让李杜的生活和情感再次受到拨动，使退避的心态得以转变的，还是现实政治。而且不无巧合，都与玄肃父子之间的矛盾、与房琯问题有很深的联系。
（二）促成李白心理变化的因素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馀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璘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入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虽然后来威柄操于肃宗一边，无视玄宗的诏命而枉用刑罚，但从李白《上留田行》等诗中可以看出通过永王失败，他对皇室父子兄弟之间的倾轧是有认识的。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永王之聘，尽管使诗人遭受打击，但仍然有推动他参与现实斗争的积极意义。
李白晚年的诗，保持了他一贯的飞扬豪迈的风貌。如与李晔、贾至在洞庭湖的唱和以及《早发白帝城》等篇，并不因为曾受遣逐而失去逸志凌云、豪放洒脱的风度。且晚年神仙隐逸之语明显减少，诗歌的现实性加强，忧愤更加深广。特别是一系列五、七古长诗，如《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良宰》等篇，汪洋浩瀚，叙写时事遭遇与抒情言志融为一体，显出新的特色和思想深度。李白从应永王之聘到去世，前后六年，留下一系列重要篇章，如按时间比值，相应地看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段有后来居上之势。可见伴随政治上的较多卷入，创作上再次获得丰收。
（三）促成杜甫政治心理变化的因素
促成杜甫政治心理变化的是皇位的更替。代宗继位，房琯一派成员内召或升迁，使杜甫很受鼓舞，改变了蛰居成都草堂、避官且又避世的生活态度。杜甫在成都草堂前期所写的诗，政治性减弱了。至宝应元年杜甫寓居梓州时，即发生了变化。杜甫寓居梓州是由送严武赴京开始的。梓州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明显的心境变化：
其一，草堂前期，努力在幽栖、屏迹、用拙、疏懒中寻找心理平衡。梓州诗变退避为有所追求和期待，常常是任自己的情绪起伏跌宕，而放松自我抑制。
其二，草堂前期，颇厌交游。所谓“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梓州时期主动展开交游，与州县长官、地方豪俊以及过路官员接触频繁。
其三，草堂前期，诗人只是偶而至蜀州、新津、青城等地，览眺风景或拜访裴迪、高适等人。此时诗人在梓州、绵州、射洪、通泉、涪城、盐亭、汉州、阆州不断走动，不仅接触各方人士，而且寻访了陈子昂、郭震、薛稷等人遗迹，缅怀前贤，伤世慨己，而情调多归于激昂。
其四，歌咏时事之作，此期为弃官以来最为突出的阶段。河南、河北收复，吐蕃进犯京师，西川松、维、保三州失陷，均在诗中得到突出的体现。
杜甫重返成都，供职严武幕府，除有像《扬旗》、《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篇，壮声英概，把军府生活写得激扬振奋者外，还有像《立秋雨院中有作》、《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等幕府抒情、咏物诗，表现出对前途有所展望和期待。这些作品亦与草堂前期诗歌情感倾向不同。
杜甫夔州诗达四百首之多。虽衰病日加，而政治热情未减。除忆念朝廷、渴望归京外，还经常在作品中慨往伤今，指画朝政，劝诫君相，揭示民瘼，评论得失。诗人在这些政治诗中，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有一种身份的介入，以及愈是主观上介入，愈觉实际上无能为力，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愤郁情绪。政治性之强和郁结之深，都与他特定的身份和处境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常常被明确地写出。
夔州诗作为杜甫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代宗朝杜甫与朝廷关系经过曲折发展，以羁臣穷老的身份，怀着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态度创作出来的，既不能置身于朝廷，又不能置国事于度外，“情在强诗篇”，“身远而勗在位者”，有近于当事人的高度责任感，又有实际上处于非当事人的地位和闾阎下层的清醒和明彻。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处境和心态基础上，完成了他夔州时期一系列情思浩茫的优秀诗篇。
以上可见政治生活的实践，使李白、杜甫的政治心理在一生中划成许多倾向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自身又有发展变化，李杜诗歌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展示新的内容和艺术特征，成为一个不自相重复的连续发展序列。
第四节 从给予创作的推动作用看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知识点1 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李杜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1）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
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政治所赋予古代优秀士大夫的常常是那种与广阔的社会、历史、人生，乃至与天地万物相沟通的精神气魄，是对历史、对社会、对周围世界的高度责任感。《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这些自是无需多说。但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某种理念生活，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它在人的一生中表现为一个流动发展的过程。
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著而面向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社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2）政治对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
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知识分子不是可以多向分流，并凭借多种渠道与社会沟通。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馀。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穷愁闭塞，往往限制人的发展，毁灭人的天才。这种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及闭塞和割据状态有所改变之后，也仍然存在。
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试观杜甫在梓州时，对河北和边防军事情况，竟能了解得那样清楚迅速。围绕吐蕃陷京，前后诗歌达二十首以上。如果不是依靠官府的信息，是不可能有这种创作的。同样，很难设想，单纯是屏退索居的野老，会无端地大发感慨，创作出像《诸将》、《八哀诗》、《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良宰》那样一类与时局政事关系极其密切的诗。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决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3）政治在不同时期所能给予诗歌的推动力也是不断变化的
可以看到，凡是历史上的诗歌兴盛期，政治常常格外突出地表现为能从多种层次和方位拨动诗人，使之时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开元、天宝时代，由于玄宗早年的求治、后期的好大喜功。虽号称盛世，而政治上却不断有大事件发生，绝非晏安无为之时，至安史之乱发生，政治的中心则转为平叛救亡。这一系列变化的、丰富的内容，从未停止过对李杜等盛唐诗人创作的鼓荡。盛唐如此，而就整个唐代来看，它在中国历史上，既是诗歌持久繁盛的阶段，又是政治方面最有活力的时期。
盛唐时期，政治除给李白、杜甫这样的巨子以不断拨动推进外，从诗派方面看，唐王朝在边疆的活动，直接刺激了边塞诗的繁荣发展。甚至山水诗之不同于六朝单纯模拟自然面貌而注入丰富的主体感受，表现出适意、舒展、自在等特色，也可以从深层看出盛唐时代政治精神的强大渗透力。
中唐贞元、元和阶段，诗歌继盛唐再度繁荣，政治方面则是德、顺、宪三朝统治者都曾有过变革的愿望和措施，企图振起安史之乱以来的衰败局面。韩孟元白刘柳正是抱着铲除时弊的愿望和自觉的参政意识，“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韩愈《龊龊》），展开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
晚唐时期，尽管从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危机深重、政局混乱，但李商隐、温庭筠、杜牧所处的文、武、宣三朝统治者还是一再致力于自救，谋诛宦官、平定泽潞、收复河湟，或取得一定的成绩，或因“力穷难拔蜀山蛇”而失败，都从不同方面给了诗人“高楼风雨感斯文”的创作推动。李商隐一生坎坷，但如果没有两入秘省、辗转幕府的经历，他的诗歌也不可能于伤春伤别之中注入深广的时代内容。
（4）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
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
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
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5）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
①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
②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
③打击压抑，导致怨悱；
④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
①、④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②、③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
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卷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
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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