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唐诗歌之变与诗人群体的划分
知识点1 晚唐诗歌之变
唐代在中国诗歌史上是诗歌艺术屡屡发生新变的时期。贞元、元和前后，当全社会酝酿着政治革新之际，韩愈充满怨怼情绪的抒愤诗和白居易揭露社会问题的讽谕诗，曾引起广泛共鸣。但当改革的根潮在重重阻力下渐渐消退，士大夫躁动不安的情绪逐渐收敛的时候，情况就随之变化。一些人不再是抗争，不再是像韩愈、白居易那样，定要为“除弊政”或“补察时政”效力，而是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心体验和日常生活琐事。因而不仅韩、白早期诗歌的内容与情感跟他们的心态有隔膜，就连韩、白那种倾向于奇险或平易同时又都缺少含蓄的笔法，也为他们在表达情感时所不适用了。与此同时，韩、白两派自身也处在演变过程中。孟郊卒于元和九年，使韩愈失去一位专从奇险方面与之“相伴鸣”的主要诗友。韩愈到后期官高位重，早期那种烦躁的心境有所改变，作品中律体和应酬诗增加，类似前期的“情炎于中”、“勃然不释”的古体长篇减少。以《南溪始泛》等闲适之作为标志，诗风也逐渐由奇险稍趋坦易。
白派方面，白居易于元和后期已基本上不再创作讽谕诗，而代之以闲适诗。大和五年，元稹去世，白派亦叹凋零。白居易于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直到会昌六年逝世不再复出。他的最后十八个年头是在洛阳度过的。居洛期间，白居易与刘禹锡、裴度等唱和，形成以东都洛阳为基地，以退休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尽管这批人官高名重，但他们那种从高位退向闲局的心境，与一般士人的体验相距太远。而且中国传统诗歌一向关乎政教，唐诗和政治以及大众社会关系尤为密切，当东都诗人“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白居易《序洛诗》）的时候，他们在诗坛上的影响也就自然减弱。因此，可以说韩、白两派至少从宝历以后就渐渐失去了领导主流的力量，诗歌界也就自然会有新潮和新的诗人群体出现。
知识点2 认识晚唐新起的诗人
晚唐新起的诗人也是家数众多，交游和创作呈现纷纭复杂的情况，若求从大的方面加以把握，可以看到晚唐诗坛有两种类型的诗人或者说有两个大的诗人群体。
把晚唐诗坛的众多诗家大体归结为两种类型或两个群体，决不意味着忽视同一群体之内诗人创作的差异，也并不抹煞大群体之内还可能有一些小的群体。两大群体的划分，无非是同属一个群体内的诗家，在存异求同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比较共同或比较接近的方面，有明显区别于另一群体之处，因而由这些特征标志出他们在客观上构成了相对于另一群体而存在的一方。
（1）“小李杜”和“温李”
杜牧的诗歌有拗峭的特征，与温庭筠、李商隐的绮靡，是显有不同的。但如拿杜牧、温、李与闻一多所说的那些追随贾岛的“大众诗人。”相比，前者诗歌中那种都市色彩和政治色彩，几乎是在后者诗中难以觅见的，那种结合自身怀抱未展、遭遇不偶所抒发的对国家命运和时代的悲感，也与后者往往单纯表现为即身即事的愁怨不同。“温李”历来并称，代表晚唐一种新的诗歌风貌，而“小李杜”也历来并称，同样代表晚唐的风气。李商隐、温庭筠、杜牧均以近体擅长，他们近体诗的清词丽句，与贾岛及其后继者的清幽冷寂迥然不同。这样，把李、杜、温合在一起，而与另外的诗人们相区别，就不算勉强了。
（2）张籍、贾岛、姚合
温、李和杜牧以外的晚唐诗家，人数众多。历代学者对其流派颇多论析，这些论析，既有助于把握和认识在大群体中尚可进一步细分的中小群体，同时通过对中小群体的辨析，认识他们相通、相联系的方面，也为合众多诗人作大群体现提供了依据。
最早在较大范围内给中晚唐诗人划分流派的，当推《诗人主客图》的作者张为。《主客图》所列的六个系列中，被列入“清奇雅正”与“清奇僻苦”系列中的“入室”、“升堂”、“及门”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晚唐诗人，且都与贾岛、姚合、孟郊的诗风有渊源和瓜葛。“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在取名古上两字相同，两字相异，能见出两系诗人在张为心目中是微有区别而又相近的。张为之后，关于晚唐诗歌渊源派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南宋方岳《深雪偶谈》云：“贾浪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这一论述，即为闻一多所本。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云：“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杨慎所谓学张籍，并非指张籍乐府诗，而是指其“字清意远”的近体诗。实际上不仅朱庆馀等受张籍影响，即贾岛本人早年以后学身份谒见张籍，与张籍、韩愈交游，也不免受张籍影响。因而杨慎虽分二派，却又合而论之，谓其诗“不过五言律”云云，正见两派有其一致性。
其后，清人李怀民作《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一方面继杨慎分为两派，一方面又承认：“虽称两派，其实一家耳。”李氏在对张籍、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的诗风辨析上，常指出彼此间的互相融合和交叉现象，通过这些现象，倒是更能见出张籍、贾岛、姚合的后继者们在诗风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3）其他诗人群体
认清了张籍、贾岛、姚合及其后继者之间的关联后，让我们再来讨论唐末另一个较小的群体，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云：“（唐）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
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胡氏在此列出的是一群“以五言古诗鸣”的诗人，与贾岛、姚合、张籍后继者以五律见长自然有较多不同。但由于他们摞于孟郊，或者至少在人们的感觉上与孟诗有些相似，则又和贾岛一派构成了联系。
孟郊和贾岛向来并称，郊、岛在情调寒苦、风格峭冷方面有许多一致处。因而源于孟郊的曹邺等人诗作，也就与贾岛的追随者在声气上显得接近。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张文潜语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这是合孟郊、贾岛的后继者，包括虽非有意继承，但诗风上难免有些接近郊、岛的所有晚唐诗人在内，作了最大限度的概括。“郊寒岛瘦”，所谓“孟东野、贾浪仙之徒”，无非是取其穷寒作为主要特点，来标志晚唐最为广大的一群诗人。这群诗人从身份上看多为“穷士”，从诗歌内容上看多为“穷苦之言”有了这种更能抓住本质特征的概括，我们不妨即称温、李、杜牧等人创作之外的晚唐另一大类诗歌为穷士之诗。以“穷士之诗”为标志，不仅所谓“孟东野、贾浪仙之徒”尽皆可以包容在内，就连面貌特殊、在诗体和诗歌题材上有许多新尝试的皮日休、陆龟蒙也可以纳入其中，因为不管他们在题材和体裁上怎样搜寻，其所发出的亦无非是“穷苦之言”（并且皮陆诗还伴有孟郊式的矫激之气），是和孟、贾之徒一样，相当投入地参加了穷士角色的合唱。
第二节 晚唐穷士诗人的歌唱
知识点1 晚唐穷士诗人的作品风貌
晚唐穷士角色的歌唱在诗坛上能够连成一气，成为一种相当广泛的合唱，与时代社会条件以及当时士人们的心态密切相关。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清要职位又为朋党及其他有背景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的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请托公行，交通关节，行贿纳贿现象严重，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士人即使唯求一第也很困难，许多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因，甚至终生不第，故而在晚唐社会出现大批失意文士。晚唐以穷士角色出现的诗人，在作品风貌上给人的感觉一是收敛，二是淡冷，三是着意。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收敛
诗人的视野缩小，诗歌的境界缩小。盛唐以及中唐大家的诗歌所展开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极为广泛，诗人呼吸吐纳，常与整个国家社会息息相通。而晚唐时期，诗人活动的空间范围（包括政治生活空间）大受限制。晚唐诗歌所表现的时空及情事都不能如盛唐之扩展，诗人们“唯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
诗中所展开的境界常常是某一处具体的寺庙、庄园、亭馆、驿店，或某地名胜古迹、某段山程水驿；所写的事，常常是某朝、某夕、某季候，某节日的具体感受以及别家、归家、送人、遣怀、探幽、访隐、慰下第、贺升迁、伤贬谪等等。总之，无论是境还是事，都更靠近诗人周边，而缺乏阔大之句、高远之思。
晚唐穷士角色诗歌的收敛，一般仅是将景物事件收向身边，而不是收向内心。真正收向内心、表现心灵世界丰富复杂情感的是李商隐等人的诗歌。穷士诗的情感主要只是长期困于举场的苦恼，村居或闲居的情调，对社会混乱黑暗现象的感叹，以及穷、老、衰、病等，情感本身并不深曲，表达也较明确。他们的诗歌一般只是对周围景物或事情的描写，再配以一种生活情调，以致发展到皮日休、陆龟蒙，更是泛滥性地写身边与日常的各种琐碎。
晚唐诗歌的收敛也反映在体制上，境界小，骨气弱，情感内容有限，难于适应篇幅较长的五七言古体。七律亦嫌字数较多，未易敷演。绝句则需要笔致灵活，见出风情才调，亦有难处。因而诸体中以文质和长短均比较适中的五律与晚唐诗人的气局及能力最为契合。五律首尾两联叙事或抒情，中间两联写景，可以不需要大的情感起伏与波澜，易于组织和驾驭。工古体的曹邺等人，也主要是写五古短篇，而对李白、杜甫那种长篇七古则不敢问津。
（二）淡冷
晚唐诗人处在国运衰颓、环境恶劣，且又无力加以干预的时代，功业之心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都大大减弱了。他们失去了盛、中唐诗人那种对政治、对生活的饱满的热情。多方面收敛，使他们对人事表现出一种淡泊的态度、冷清的心理，作品的风貌也相应显得淡泊、清寂、峭寒，乃至幽冷。
晚唐诗人对社会与个人前途均缺乏信心，不仅对仕宦，甚至对科考也感到没有把握。由于在科场一再落第，不免显得愧疚、委缩；由于在官场处于闲冷地位，诗也写得闲冷；由于绝了功名的念头，遁归山林田园，与周围世界也显得疏离冷生。诗人在对自身出处趋向淡泊的同时，对国事、对民生也显得淡漠，有时甚至近乎麻木：
司空图在唐朝亡后绝食而死，是一位很有节操的人物。但唐亡之前，他一再抽身退隐，在态度上跟安史之乱以及朱朱泚之乱时一些士大夫以身许国还是显出很大的差别。在晚唐遍地战火、白骨满野之时，司空图遁归王官谷，过着逃名忘机的生活，虽出于对时事的绝望，但毕竟有明哲保身的冷漠一面，明明感到自己有济世活国的责任而又不愿承担。
与司空图同时的郑谷，也是有节概之士，亲身经历的动乱流寓比司空图更多。郑谷在写自身遭遇诗中往往连带反映了时代苦难，并抒发了自己的感愤。但郑诗中又常常意识到国事已无可为，有意调节抑制自己的情感，让自己向淡泊冷静方面寻求解脱。对国步多艰、诗苑衰藩不胜其悲，但不是在悲愤中奋起，而是要效法陶潜的归隐与忘情世事。
“感时叹物寻僧话，惟向禅心得寂寥。”（李频《鄂州头陀寺上方》）由于需要解脱世事，消释烦恼，调节心灵，隐居和禅悦成为晚唐诗人的普遍归趋。翻开晚唐人诗集，乡居诗、隐逸诗、宿寺庙诗、访僧道诗以及文人与僧道的各种交游诗，所占比重极大。著名文人无不礼僧敬佛，且有些诗人本身就是释子或经历过蒲团生涯。大量有关隐居、禅悦的诗作，最常见的意象是山村、古寺、高塔、僧院，是钟磬、夕阳、栖鸟、浮云、残月，以及石、竹、松、梅、霜、雪、风、露之类，意境多属清幽、闲旷、冷落，乃至萧瑟，于中体现着诗人淡漠、孤独、幽冷的情绪。诗人自觉地消去儒家用世之心而与僧道认同，从未有像晚唐这样普遍。他们的心境影响了诗格，而为了追求当时所推崇的冷峭、清幽的诗格，又大量把与僧、禅有关的意象写进诗中，“诗
无僧字格还卑”（郑谷《自贻》），很能说明那一时代的审美取向。
（三）着意
所谓着意，指写诗用心思，下工夫。它跟中唐人写诗之以意为主情况不同。中唐是重视思想和立意，有意识地借诗歌表现某种思考、某种主张，而不同于盛唐的“伫兴而发”、“惟在兴趣”。但中唐人虽注意思想，在表达时却不一定矻矻以赴。相形之下，晚唐人所用的则仿佛是雕刀。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的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上。近体可以让他们在推敲锤炼、斟酌字句中见了工夫，可以澄心静气地着意雕刻，完成令其称心的工艺品。
晚唐人的诗思往往不是自然而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这一点与盛唐之只似乘兴，忽然而来，浑然而就，区别最为明显。盛唐人好像是大自然主动地给了他们诗料，让他们即景缘情，酝酿成诗。晚唐人不同，诗料常常是搜寻而来的，表现主体对客体的强行搜寻，一开始就显得着意。
晚唐诗人由于思想和阅历范围都比较窄，入诗的事料相对贫乏，需要着意地用力苦吟。不用典故，不镶嵌奇字，靠看似平常的语言，取得精警的效果，也非轻易可到。从总体范围看晚唐诗坛，诗人们的刻苦磨琢、精心推敲，无疑应该予以肯定。问题只是诗歌毕竟最需要灵感，需要新鲜自然。如果只是一味着意而没有太多的意思，缺少新鲜动人的情致，则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晚唐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常常是刻苦造就一些相当工整的句子，但由于才力不够，诗中的其他部分往往并不足以与之相称。成篇的情况则常常如方回所云：“晚唐诗多先锻炼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后有篇，难免前后不够融贯，缺少完整的意境。晚唐诗人往往用力于一两联，借一两联佳句以撑持全篇的现象。由此发展下去，自然就可能让某一两联一再出马，与其他一些诗句搭凑成篇，这样的诗无疑是煞费苦心而难得浑融。
第三节 心灵世界与绮艳题材的开拓
当我们在晚唐诗苑中把目光从穷士诗人群体移向另外一边时，自然会发现穷士诗人之外，还有“例外”的一群。这些诗人中，把群体特征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诗人是温（庭筠）、李（商隐）。与温、李年辈相近的杜牧，基于共同的时代文化背景，诗歌创作在内质上跟温、李亦有许多相通之处。
温、李、杜三人才名及政治地位比穷士诗人要稍高一些，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三人诗歌内容题材所涉及的范围看，凡前代重要诗人所曾有的主要类型，他们都基本具备。时事、政治、民生、行旅、友谊、情爱，乃至自然风光、宗教生活、隐逸情趣，他们都有题咏。特别是政治诗，三人都曾有过许多重要作品。李、杜、温三人还有许多著名咏史诗，或托古讽今，或借古喻今，或以古鉴今，也是政治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商隐、温庭筠、杜牧在诗史上的创变，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对于律诗和绝句艺术的丰富，对于咏史、咏物诗的发展，都向为人所肯定，但在多种创变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心灵世界和绮艳题材的开拓。
知识点1 对心灵世界的开拓
晚唐时期，由于社会的沉闷压抑，土人们向外部世界的进取受到限制，于是情感内转，把关注点转向自己内心世界。主要诗人中以李商隐的经历最为曲折，人事环境最为复杂，禀性最为敏锐多感，因而经常陷入情感纠结中。诗人的郁郁情怀，作品中时有体现，只是他的表现手段是传统的，未能像李商隐那样，给种种内心体验留下更为丰富繁复的形象。
（1）李商隐在表现心灵世界方面突出的贡献是以心象融铸物象
中国古代抒情诗，从传统上看，它的形象构成不外情景两端。情与景扩大开来，也就是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由于这两方面的内在交互作用和变化，使古典诗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唐代诗人，李白多直接抒情，而以客观事物作陪衬，主体处于支配地位或凌驾客体之上。杜甫等人多寓情于景物或叙事之中，主观情感尽量通过对景物或事件的忠实描写加以体现。以上两种类型，无疑是人们在诗歌中表露情感最通常的方式。此外，尚有议论一途，诗歌里一般较少使用。
“只是当时已惘然”——要将如此茫然的心境以李白的方式直抒出来是不可能的。这种多以心象为主体的主观化和客观化的交融，在李贺部分作品中已经滥觞，但真正成熟，达于极致，却推李商隐。他的诗集中固然有许多按李白、杜甫传统方式写出来的佳作，但最具艺术创造性的，则应为着意追寻和表现自己心象的类。咏物诗在玉溪集中为一大宗，其中如咏为雨所败的牡丹“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实际上是宏博遭斥时伤心迸泪、理想破灭的心象写照；咏蝉“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也不难令人想见作者羁役幕府，心力交瘁，
举目无亲那种“冷极幻极”（《钟惺《唐诗归》）的心象。写物如此，写景写人亦不例外，“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重过圣女祠》）、“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写的是圣女祠的外景和嫦娥的形象，但作者的幻灭之感不也有如梦雨灵风，流落不偶的凄冷孤寂心境，有如孤月之在碧空。
至于无题诗虽多包含情节和事件，却往往跟一般叙事诗不同，它不是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更多伴随着心境的表现。作事件看，常觉若断若续、莫如指归，作物的境象和某些心象序列的交织与融合看，则更能窥见作者“文心”。
①《无题四首》其二
飒飒东南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首联写环境，似伴随着主人公一种有所期待的心象。
颔联作叙事看难以连属，作心象看，它暗示了主人公在孤寂之中，直欲化烟化雾以达精诚和时时被牵引的情思。
颈联则是情思缠结时的内心独白。
尾联，春心似花蕾绽放，又转似火焰化为灰烬，则是由追求到幻灭的心象。
把握这一心象序列，不难意会主人公在幻灭中产生新的期待，却又自思自叹，极力收敛春心。作品乃是追求和幻灭两种心象交迭映现。
②《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作叙事看，真有点匪夷所思，作心象看，则“云浆”句是追求未遂，“如何”二句是所追求的对象在心境上静远难即的感受。不仅能够意会，而且可以进一步诱发起读者某些类似的心象，引起更多的回味。
李商隐以心象融合客观世界某些景物或情事铸造出来的形象，与传统的诗歌形象是不同的。“身无影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不同于李白的“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相逢行》）；“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不同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这在古典诗歌形象系列中是一种新类型，在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整合上，较传统的方式更进一层。
（2）以心象融铸物象，在温庭筠等人的诗里也能见到
温庭筠的《达摩支曲》如果“视为一篇《愁赋》”（袁行霈《在沉沦中演进》），则“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正是愁恨绵绵不尽的心象。《瑶瑟怨》：“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后两句展开的境界是那么飘胁，那么悠远，也是“冰簟银床梦不成”之后心象融合物象的一种表现，非常接近李商隐的“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的意境。
知识点2 对绮艳题材的开拓
（1）绮艳题材的范围
这里所讲的绮艳题材，比传统所谓“艳体”包括的题材范围广泛一些。传统的看法，认为晚唐艳体是正宗。这样提好处是干脆明确，缺点是人们容易把艳体理解为纯粹写男女关系。其实“绮才艳骨”的晚唐温、李一派，题材并不如此之窄。现在采用“绮艳题材”、“绮艳作风”一类提法，想使它所具的内涵能够更广阔一些。具体地讲，它的范围主要包括：
①爱情
包括夫妇之间的爱恋、悼亡，更大量的则是正式婚姻关系之外的情爱，如与妓女、女道士以及富贵人家姬妾之间的艳情。
②宫怨、闺怨
它与一般爱情题材有所不同，一般爱情题材与具体生活切近，宫怨、闺怨往往虚泛一些，“拟”、“代”的意味很浓，不少作品采取传统乐府的写法。
③带有爱情和脂粉气息的写景、咏物
写景、咏物一般不属绮艳题材，但晚唐绮艳题材泛化，不少写景、咏物诗也带有浓厚的爱情气息，如钱珝把未展芭蕉比成芳心未展的少女。许多诗人笔下咏花柳蜂蝶的诗，都注入情爱的内涵，甚至连山水诗也绮艳化了。
④美人香草式的托寓之作
这类作品植根于晚唐绮艳诗的土壤之中，同时继承了《离骚》借美人香草寄托政治遭遇的传统。它与前三种类型有相近的一面，但往往写得很灵虚，有较多的寄托。它跟前三类的界限不必划分得很清楚，但属于绮艳题材中层次更高的作品。
（2）晚唐绮艳诗兴盛有其历史的必然
唐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晚唐时代统治阶级普遍奢靡，城市成为游乐之所，社会上淫风昌炽，是艳诗产生的生活基础。唐诗主情，以主情为特质的唐诗，按照自身运动规律，不可避免要出现一次以表现男女情爱为中心的高潮。它在表现盛唐人的人生意气和功业理想、中唐人的躁动不安和对社会改革的一番渴望之后，把正经严肃的内容加以收敛，转向以温、李绮艳诗风为主流，乃是势之必然。
晚唐人出于对“情”的认识和自觉，可以说是相当主动和坦然地大力从事绮艳诗的创作。而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元和时期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王建、张祜等人笔下，都出现了绮艳之作。如此众多的诗人创作男女情爱之作，说明绮艳一派在大历、元和一段时间里，虽未得到最佳的气候与土壤，但显然已在积聚力量，为温、李一派导夫先路了。这种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恰遇晚唐世风的引力，于是推动着诗歌走向绮艳化。而这种绮艳诗歌的都市色彩与穷士诗歌的村野色彩，正好构成对映和分流的趋势，显现出各自生活土壤的不同。
（3）晚唐许多诗人都参与了绮艳诗的创作
杜牧曾借李戡之口，批评元稹、白居易诗“淫言媟语”、“纤艳不逞”（《李府君墓志铭》），但他自己风流浪漫，性喜狎游，以情爱和妇女为题材的诗，在其集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元白。只不过杜牧一般写得简括含蓄，不像元白的一些长篇用赋法写得带有肉感而已。在唐人心目中，杜牧是喜爱写绮艳诗的。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之后，现存晚唐人集中绮艳诗所占的比重不算太大，可能由于许多艳诗粗制滥造，未得流传。历史无情，追逐时尚、发泄庸俗无聊之情的劣质产品多数遭到淘汰，但在当时却是汹涌的潮流。
（4）晚唐的绮艳诗，有以男女情爱为中心向各方面泛化的现象
上面提到，除写男女之情外，还有大量带爱情脂粉气息的自然景物、日常生活和咏史、咏物之作。总之，凡稍微可能涉及男女关系的题材，即有被爱情摄动向之靠拢的倾向，出现众流趋向绮艳诗，而绮艳诗又通向众流的局面。众流趋向绚艳诗，使许多诗篇反映社会生活不再是直接的、正面的，但绮艳诗通向众流，以艳体或准艳体庖代那些直接干预和卷入社会生活的作品，在诗歌反映现实方面，毕竟也是一种补偿。
李商隐《即日》：“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借闺怨反映了会昌年间回鹘侵扰边境的时事。《李卫公》：“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以类似写绮艳诗的笔调，伤大中初年李德裕南贬。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借商女唱淫糜歌曲，寄寓诗人对世风和国家命运的忧虑。
晚唐许多咏史诗，通过宫廷艳事，结合写重大历史事件，总结教训，针砭现实。晚唐一些著名的长篇叙事之作，像杜牧的《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韦庄的《秦妇吟》等亦与当时绮艳诗声息相通。而这几首诗的绮怨，远远突破一般男女关系的狭小范围，或通过妇女一生苦乐由人的命运，或通过乱世佳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不仅涉及市井生活、宫廷生活，甚至包括像宪宗时李锜叛灭、文宗时漳王被罪废削以及黄巢兵入长安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这些诗篇，可以见出由男女关系这个中心辐射之远。
（5）晚唐绮艳诗又常与抒写人生感慨相结合
人生感慨也是晚唐诗歌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开拓。这种感慨是指以自我人生体验为基础，对涉及人情世态、对个人命运遭遇的诸多感慨，还有由亲友离合、时序迁流、节候变化等等引起的对身世、对生活的感触与认识。人生感慨的题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晚唐时期通过椅艳题材来表现人生感慨的诗多而且好。在爱情感受或对男女关系的透视中，带着与人生其他方面生活相通的体验与认识。绮艳是其题材、作风，而人生感慨是基本主题。
人生感慨之作从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可以分为世情感慨和命运感慨两种。世情感慨诗和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写得比较多的针砭时弊、抒发社会感慨的诗不一样。李、杜、韩、白的许多诗侧重于从社会的利病方面看问题，而世情感慨则是侧重从人情世态方面看问题。如果说，李、杜、韩、白的视野所及，许多是关系到政治学、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而李商隐所嗟叹的，则多是“社会学”、“关系学”范畴中的问题，感慨的是世风人情，故可以说有社会感慨与世情感慨之别。
（6）晚唐抒发人生感慨诗歌中的另一种是命运感慨
它包含着对人生遭际的种种乖舛乃至整个悲剧命运的感叹。罗隐《赠妓云英》：“钟陵醉别十馀春，重睹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把己之未能及第与妓女之未脱风尘联系起来，表现命运的乖舛，以幽默调侃的语调，抒发处处“不如人”的人生叹息与愤懑不平的情绪。杜牧的《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抒发的也是一种命运感慨，“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诗人自己表白得十分清楚。李商隐由于家庭破落以及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种种不幸，以绮艳题材抒写命运感慨在诗集中占的比重尤大。他的无题诗几乎篇篇都在抒写其不幸。“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二首》其二），慨叹遇合如梦，一生无托，可以说是诗人在扑朔迷离之中已经点清楚了的地方。
（7）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绮艳诗，在诗史上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五、七言诗歌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绮艳题材成为热门：一是南朝后期，一是晚唐。从绮艳题材出现在五、七言诗中的情况看，刚好形成两次回旋。如果把汉魏古诗发展到梁陈看作一次回旋，则从初盛唐发展到晚唐，又是一次回旋。但齐梁绮艳诗和晚唐绮艳诗之间的差距很大：齐梁绮艳诗题材狭窄，主要写女子的体态、男女的欢爱以及歌舞、陈设之类；晚唐绮艳诗则扩展至我们上面所举的多个方面。从思想感情上看，齐梁绮艳诗多数格调偏低，缺乏真挚情感，陷于轻佻淫糜；晚唐绮艳诗往往写得纯净、真挚、优美，格调远远高出齐梁。更重要的是晚唐绮艳诗相当一部分和抒写人生感慨结合在一起，有的还较自觉地把传统的香草美人、比兴寄托手法引入绮艳题材中来，寄托某些政治感受，使人感到包含深厚，不敢目为单纯的艳情之作。所以，绮艳诗在齐梁和晚唐的两次回旋，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是重复。“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修竹篇序》），在发展中丧失了元气，像是开了一阵病态的花，而没有结下像样的果实。晚唐绮艳诗则是花实俱美，在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两次回旋，结果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南朝时期文坛控制在士族手里，士族文人多数生活腐朽，思想空虚，他们用艳诗来表现其糜烂的生活和思想情绪，自然格调卑下。李、杜、韩、白等人各类诗歌格调之高，又足为楷模。晚唐诗人有了正反两面的借鉴，虽然写艳诗，但仍注意保持较高的身份。他们将艳情成分适当地净化了，提高了它的品格。一方面艳得如百宝流苏，一方面又在其中注入真挚的情感和人生感慨，达到“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何焯《义门读书记》）的境地。
知识点3 晚唐诗歌的作品风貌
讨论了晚唐诗歌对于心灵世界和绮艳题材的开拓，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人的诗歌风貌也就容易辨识了。大致说来，这一路诗人的作品在风貌上给人的突出感觉是悲怆、绮丽、委婉。
（1）悲怆
唐王朝的衰败给晚唐诗坛笼罩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与忧伤气氛。李商隐等人理想的破灭、政治的失意、生活道路的坎坷、爱情的不幸，更铸就了一种衰世的感伤心理。“平居忽忽不乐”（李商隐《樊南乙集序》）、“愁甚似春眠”（温庭筠《献淮南李仆射》）、“泪下神苍茫”（杜牧《郡斋独酌》），是他们常有的表现。忧虑、挫折、失落、孤独、漂泊、阻隔、分离、幻灭、寥落以及时运不济、无能为力的感受，比成功、希望、欢乐的感受，要频繁深入得多。
他们所写的爱情和女性，几乎无一不带悲剧性；他们对内心世界的开拓，也主要是由自伤自怜的体验，到艺术地再现内心的悲愁。他们比常人敏感，比常人清醒，因而无论是杜牧用放旷来排遣伤感，温庭筠用侧艳来冲淡伤感，李商隐用佞佛来化解伤感，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解脱。
（2）绮丽
温庭筠乐府诗的秾艳几乎令人目眩。李商隐的丽，不仅见于语词之美，而且整个诗境停匀得体，犹如琼楼玉宇、时花美人。杜牧“豪而艳，宕而丽。”（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把相反相成的两方面结合在起。“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九日齐山登高》），正是既豪宕而又艳丽。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反过来诗歌中的丽对于悲哀和不幸似乎又是一种补偿。
（3）委婉
末世阳刚之气不足，诗人转为内向，深入内心世界自我品味。自怨自艾，自恋自怜，缠绵宕往，企图自我解脱而又解脱不开，诗歌风格自然倾向于委婉。中唐韩、白两派大变盛唐，都共同存在着发露直致的缺点，盛唐那种富有韵致，情味浓郁，既风华秀发又含蓄浑厚的优长，或多或少被丢掉了。晚唐诗人对中唐诗歌的弊端是看到的。他们推崇李白、杜甫，推崇盛唐，写诗追求韵味，注意含蓄凝练，显然有矫中唐之弊的动机。但盛唐的诗美是气势和情韵相兼之美，晚唐人缺少盛唐人那种阔大的胸襟气魄，也缺少盛唐那种雄健的笔力，即使写古体诗，也是有如木兰从军，“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杜牧《题木兰庙》），“神魂固犹在铅黛也。”（贺裳《载酒园诗话》）。因此，晚唐诗歌的情韵是和含蓄委婉，甚至和纤柔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以上的粗浅勾勒，可见晚唐确实存在各自具有鲜明风貌特色的两大诗人群体。两大诗人群体，处于晚唐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诗歌创作都在不同方面带上了晚唐的时代印记，招致后世学者的种种评说。从时代的变迁，说明晚唐诗歌有其独具特色的、不可替代的美，从而肯定了它的价值与地位，无疑表现出一种通达的、卓越的识见。但在给晚唐诗歌以足够估价的同时，当我们发现在晚唐诗苑内几乎是由两大诗人群落占尽了风光，再回过头去与盛唐和中唐之具有诸多诗人群落相对照，晚唐诗人的阵容分布，对于社会生活的覆盖，显然不像盛中唐那样全面。
晚唐有一部分诗歌是有政治的，甚至在绮艳题材的诗中，也有像李商隐某些无题诗那样具备相通于政治的体验和感受。但从整体看，类似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笔下那种直面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具有深厚艺术力量的诗篇，在晚唐毕竟相对地显得缺少。
晚唐政局，一方面让少数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穷于应付空前复杂的党争与南北司之争，无暇像韩愈、白居易那样“馀事作诗人”；另一方面，则让更多的士人被摒落在与政治近乎无缘的地位。不仅在现实的人事上无缘，而且从朝政到整个时代的灰暗无望，使诗人往往连一种仅仅是属于主观上的干预或参与的意识也难以产生和维持。于是只有在艳情或闲适栖隐的生活品味中安放自己的心灵。政治的淡化，可能导致某种艺术实践的深化，但晚唐的深化，毕竟是深谷中的探幽，而非大面积的普遍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主要不是诗人的过失，而是时代社会政治气候所造成的文学上的生态失衡现象。
扩展阅读：
唐诗研究第1章考点——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2章考点——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3章考点——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4章考点——盛唐气象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5章考点——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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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7章考点——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8章考点——唐代山水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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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0章考点——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1章考点——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2章考点——文体交融与唐代诗文的变化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