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唐诗歌之变
知识点1 中唐诗坛的多元化倾向
盛唐之后，经历大历、建中一段诗歌创作相对薄弱的时期，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唐诗又掀起第二次高潮，人才辈出，鸣声鼎沸。“唐诗至元和间，天地精华为发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当，各成壁垒。”（方南堂《辍锻录》）。它不像盛唐在丰富多样的同时有比较统一的主要风貌特征，而是“各人各具一种笔意。”（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因此中唐诗坛难以见到盛唐那种和谐的局面，它突出地呈现了多元化的倾向。
这既是安史之乱以后，集中统一受到破坏、社会趋向纷纭复杂、思想文化更加五花八门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即诗论家所谓“盛世尚同，而衰世尚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四）的现象；同时也是诗人们在盛唐高峰之后，自觉地从多方面寻找出路，追求创新的结果。中唐诗人求新求变，形成强大的潮流。
韩愈矜夸他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歌“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白居易说：“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刘禹锡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这几位中唐诗界巨子对诗风之变，均感到自豪。而在他们之前，诗论家皎然已率先在理论上强调变化创新，《诗式》云：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
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
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
皎然不仅提出“复古通变”，而且在复与变中更注重变：“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皎然在这里大力求变的意愿非常明显。正是由于从观念到实践的求新求变，使中唐诗歌大放异彩，而且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于大历至晚唐前这段时间内，点出“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以及“张王乐府”、“元白叙事”，可见中唐诸家各出新变，风格多样。
叶燮进一步从宏观的诗史演变角度指出：“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百家唐诗序》）叶燮不仅认为中唐诗苑群才竞出，极为昌盛，而且认为中唐是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
知识点2 中唐诗歌较有共性的风貌特征
（1）相对盛唐而言，像是人到中年，思考多了，风华少了
诗歌往往以意取胜，而元气不及盛唐自然充沛。明代陆时雍云：“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又云：“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异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诗镜总论》）陆民认为中唐诗注重“用意”，诗境趋向于实，以及“雕刻太甚，元气不完”，都是经得起覆按的精辟之见。
（2）除韦应物等少数几家，其他一些诗人之作，一般都比较直致发露
上引陆时雍的话亦已谈到这个问题。由于“攒意而取精”，“好刻好苦，好异好详”，诗歌往往缺少浑成之气、自然之致。王士祯曾举盛唐常建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与刘眘虚的“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以为“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话》卷一《昼溪西堂诗序》）王士祯意在宣扬他的神韵说，另当别论。但如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种和谐蕴藉，看作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形象概括，则中唐诸家不免“现诸变相”（由云龙《定厂（庵）诗话》卷下），诗人们的艺术个性突出了，“各人各具一种笔意”，却不免突出得让人感到太露。
（3）贴近日常生活，贴近世俗
盛唐诗人潇洒、浪漫，写边塞，写山水，写理想，写友情，怀古送别，歌咏种种有诗意的题材。中唐人要适度避开初盛唐写熟的诗题，再加以他们生活的进一步世俗化，因而诗歌写日常生活、写社会上形形色色诸般事物更为普遍了。欧阳修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可见韩愈虽是儒学大师，但当其“馀事作诗人”的时候，却常常不离日常的谈笑谐谑与人情物态。至于白居易，单从集中的《咏慵》、《沐浴》、《足疾》、《戒药》、《早梳头》、《感发落》、《对镜吟》、《初病风》、《醉戏诸妓》、《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等诗题上，即能知其诗之家常俚俗。除韩、白外，贞元、元和时期许多诗人一般都有贴近世俗、贴近生活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的出现，盛唐诗歌的那种高雅气派大为削弱，气格亦有所下降。从意象上看，自然意象在诗歌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减少，人事意象相应增加。
应该指出，由于中唐诗歌突出的多元性，缺少像盛唐诗歌那种和谐统一的风貌特征，因此上述若干共同性方面，似乎没有各派自身的那些风貌特征更值得注意。对于中唐诗歌，与其更多强调其统一性，不如更看重它的多元性。而在多元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韩、白两大派的各自独特风貌。
知识点3 韩、白两大派各自独特的风貌
韩诗奇险，白诗平易，在诗歌创作上是两个极端。何以在一个时代，诗歌同时向两极发展，且都取得极高成就，它在诗史上究竟是怎样演变起来的，这很自然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探讨。尤其是韩诗的奇险，为诗史上所罕见，其起因更让人觉得非同一般。
（1）叶燮及后人的推论
清代叶燮即曾为此进行过推论，他说：“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馀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原诗·内篇》）叶燮这段话中两处所谓“百年”，显然是指李白、杜甫逝世至韩愈登上诗坛之前一段时间，但实际上从天宝末（756）至元和初（806）仅五十年，至元和末（820）仅六十馀年，夸张为“百年”，则大历、贞元、元和无不沉溺在“百年”的深渊中。于是活跃在这几朝的重要诗人，包括元和年间诗名最盛的元稹、白居易都有被拉下水的嫌疑。而韩愈则是在沉溺既久之后，起而以使用大力气的奇险之作拯溺救衰的。
如果说叶燮的话尚属含糊，没有明确地点出元、白，那么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则可能是据叶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元稹、白居易）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词滥调，充满诗苑……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强弓大戟斡般的硬体诗，来抵销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又说：“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指元白）对抗，才显得自辟一境。”（《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此说比叶燮更明确地把韩派诗人描绘成拨正元白弊风的后起者，为中唐诗歌演变排出通俗诗——庸俗诗（软体诗）—硬体诗的发展顺序，从而对韩、白两派诗人的创作何以形成截然不同的局面作出了解释。
（2）复杂的具体历史进程
但复杂的具体历史进程常常不免跟看似非常合理的逻辑推导开玩笑。其实，韩、孟的年辈长于元、白，创作也早于元、白。四人的生年顺序是：孟（751）、韩（768）、白（772）、元（779）。其开始创作，孟不迟于建中元年（780），韩不迟于贞元元年（785）。元和之前，孟郊完成了现存诗篇的大部分，韩愈完成了现存诗篇的四分之一。
就诗人间的交游聚会，逐渐形成诗派的过程看，韩、孟结交始于贞元七年赴京应进士试时。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韩愈、孟郊、张籍、李翱先后在汴州和徐州会合，韩孟集团已初步形成。元和元年六月，韩愈南贬还京，与孟郊、张籍、张彻等在长安聚会，佳篇迭出，此时韩孟诗派已经进入它的兴盛期了。
而元白方面的情况是：两人订交始于贞元十八年左右，当时两人作品尚少。其后元、白进入仕途，篇什渐多。但真正形成广泛影响，尚待元和初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两人大量讽谕诗、唱酬诗问世后才有可能。此时韩愈之“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已有十年以上。至于孟郊则卒于元和九年。元白以“豪估”的面目在诗坛上阔气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穷僻”的诗境而接近退场了，何来所谓“对抗”！
真实的情况与上面提到的构想相反，韩派起于贞元中期，白派起于贞元末期；韩诗盛于贞元末至元和初，白诗盛于元和中期至长庆年间。韩愈和白居易是一先一后在诗坛展开巨大影响的。长庆以后，两人的影响都相继逐渐下降。理清这一过程之后，“通俗诗—庸俗诗（软体诗）—硬体诗。”的说法之出于假想就非常清楚了。
（3）韩孟与元白诗派出现的原因
这种推演既不可信，那么韩、白两派的产生和发展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与条件下促成的呢？应该说韩孟与元白这样大的诗派出现，均有其更深远的内在原因，有较长的孕育酝酿过程，不可能仅仅是诗人之间为了互相唱反调便陡然在平易和奇险之间拉开那样大的差距。就诗歌艺术的发展演变而言，上文已经提到的中唐诗人在盛唐之后自觉地从多方面寻觅新途径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前人于此有不少很精到的论述。
钟惺云：“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唐诗淹雅，而退之艰奥，意专出脱。”（《唐诗归》）赵翼云：“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钟、赵二人是就韩愈艺术追求的动机进行考察，认为韩愈在唐诗已取得的成就面前，有意别开生面，并选择了艰奥奇险之路。
至于白居易，毛奇龄说：“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脱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西河合集》卷七）毛氏同样是把白居易放在由盛唐转入中唐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明白居易等人在“开、宝全盛之后。”，蹈袭旧法已无出路，所以转而追求通俗流畅，“降为通脱之习”。
可见韩、白都是努力独树一帜，从盛唐的圈子走出去，因其所长各自发展，这是中唐大变盛唐的总趋势和基本线索。在这一总趋势之下，如果再单论贞元、元和诗坛的新变，则还可以补上中唐前期大历诗坛对于后来者的效应。许学夷云：“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卷二十四）盛唐极盛难继的挑战，以及大历委靡而需要振作的要求，无疑都是促使韩愈、白居易等人追求新变的原因。
（4）诗艺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以上所述，总的来讲是从诗艺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角度对韩走奇险、白趋平易所作的解释。但诗歌艺术风貌本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诗艺问题对形成一种艺术风貌来讲，只是重要因素之一，而更为内在的因素，还是诗人直接受时代物质精神生活影响，由动之于心到向外抒发时的较为本原的情感状态，它与诗艺的追求，与意象、文辞、声韵等因素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统一的艺术风貌。尤其是韩、白诗歌那样鲜活生动，富有个性，让我们相信：无论奇险或平易，都不可能仅由各自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所导致，而是同时出自诗人展示其主体精神的需要，或者说是诗人心态的一种自然表现。
因此，要更深入具体地回答韩、向两家何以一表现为奇险，一表现为坦易，只有进入诗人心灵内部，才能探寻出更为根本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打算从中唐进士集团内部思想作风入手，考察韩、白等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的心态，看韩、自大变唐诗时那种变奏与心境的关系，特别是韩、白诗风所以迥异的更深层的原因。由于白居易诗歌创作有叙事诗、讽谕诗、自我抒情诗等多种类型，其中抒情诗数量最多，与诗人内在情感关系最为密切，最能代表白诗的特点，而在诗史上又影响最深，所以分析时以其抒情诗为主，讽谕诗、叙事诗暂不过多涉及。
第二节 科举、文学、政治的三位一体
知识点1 科举、文学、政治的三位一体
韩、白、刘、柳等人，他们是以进士出身升于朝廷，作为中唐士人中一批最富学识才艺的代表，活动于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他们各有与其性分、经历关系密切的独具风貌之作，但都属于中唐进士阶层巨大文化成就的一部分。因此，韩、白、刘、柳等人从思想到创作等方面的差别，只是进士群内部各类成员往不同方向发展，导致文化上丰富多彩的表现。研究进士阶层政治和思想作风的趋向和分野，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中唐文学特别是诗的分野。
（1）进士科
唐代科举，尤其是最为人所重的进士科，考试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即文辞优劣在主司选入中居于决定性地位。进士科甚至经常被称为文学科。考之以文，而用之于政，形成科举、文学、政治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唐代，特别是在贞元、元和前后，成为深刻影响士人前途，乃至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社会风习的重要因素。
（2）关于进士科的争议
进士科最重文辞，却也最招非议：
批评者认为文辞“无益于用”，且“务求巧丽”，导致“浮华轻薄”，因而多次有人主张停试诗赋，仅试经义、策目，或主张干脆取消进士科，恢复汉代的荐举制。但唐代设置科第，本来只是网罗才杰的一种手段，只要能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即已达到目的，至于以什么使之入彀，乃属次要。
支持进士科者，正是从它得人之多的方面予以肯定，权德舆说：“文章之道取士……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送陈秀才应举序》）杜牧则更列举十九位名臣的功业，指出：“国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又说：“至于智效一宫，忠立一节，德行文学，不可悉数。”（《上宣州高大夫书》）进士科的利弊长短，不妨姑置勿论。
而从有关争议中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是进士科与所谓“浮薄放荡”有一定的联系；二是进士科虽重文学，实又未尝排斥儒学与德行，就具体人而言，仅为或是文儒合一，或是各有侧重而已。这二者关系到唐代在取士上的开放精神和进士阶层内部的分野，颇值得进一步研究。
唐代从国子监到州学、县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进士考试一般需要经过三场：杂文、经义、策目。主持考试官员，例须经明行修，德高望重。通过这样的培养和选拔，进士科中也颇有一些深于儒学，并坚定地以儒学从事政治活动和思想教化的人物。这类人物以儒家刚毅执着的精神，与上述文学才士的自由态度形成分野。这种分野，不仅体现在政治活动中，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诗歌中韩愈一派，即有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而白居易一派则有俊才达士那种通脱自在。诗史研究，立足于进士科的这种分野，从两种类型人物不同的思想经历及其所铸成的心态入手，考察韩、白两派诗歌面貌相异的根源，可以发现它是怎样一种几乎带有必然性的走向，而非单纯出于形式技巧的追求。
第三节 韩诗——通之于儒学政教的雄桀瑰伟
知识点1 韩诗的特点
（1）儒学政教
韩愈在进士出身文士中，可算属于儒学政教类型。此型人物，思想行为上的突出特点，一是尊奉儒学，排斥被其视为异端的佛道诸教；二是强调君权，干预政治的愿望强烈；三是思想作风严肃。这些特点，与韩愈一生的遭际命运密切相关，进而深刻影响韩愈的心态与诗歌创作。韩愈出生于儒学官僚家庭，幼年孤苦失怙。力学而仕、振兴家道和振兴朝廷的愿望，交融在一起。
韩愈秉承的是正统的儒家之道，而恰值世衰文弊、佛道猖獗的时代，遂既想整顿朝纲、清除弊政，又立志振兴儒学、排斥佛老，乃至恢复六经所规范的文学传统，慷慨自任，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登朝之后，为了革除弊政、弹劾权佞、遏制佛教，更是屡遭打击。两次贬斥南荒，几乎丧命。就连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也不免“群怪聚骂，指目牵引。”（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韩愈在阻力和打击面前没有退缩，上不怕违君主之意，下不怕犯众人之怒，是因作为正统的儒者，他不赞成“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把儒者身心的修炼、人格的完成，与为国献身效力看成是一体的。
（2）“不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韩愈关于作家生平遭际与创作关系的一个著名命题。“不平”具体到他与孟郊等人，主要是科场失意，仕途蹭蹬，以及自身的儒道与专长不被赏识、不为世用引起的愤郁不平。而诗境作为心灵的对应物，由于内心不平过甚，艺术上也就不可能走向平缓一路。沈德潜说：“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纵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姜自芸太史诗序》）所指的虽是韩愈贬阳山前后的诗篇，但推广之认为是论述韩愈遭际、性情与其独特诗风之间的关系也未为不可。
韩愈作为进士阶层中儒学政教型的代表人物，亲身卷进了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斗争之中，而一系列矛盾斗争，又在心底激起种种撞击，彼此互不相让，冲突不已。这种强烈复杂的冲突，反映在诗中，就与汉魏以来的诗歌多表现浑融优美的意境呈现明显差异，而给人以富有刺激性的奇险之感。
（3）亢进奋发、躁郁不平
与体现多方面矛盾冲突相联系，韩诗深层的另一突出之点，是“利欲斗进……勃然不释”，充满着亢进奋发、躁郁不平的情绪。
斗进奋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由于韩愈具体处境和个性，又添了一份躁郁抃急的情绪，“自进而不知愧”（《后廿九日复上书》），为自己的仕进拼搏，为建立理想的封建政治文化秩序拼搏。
斗争进取，又不断遭受挫折，郁愤激切，化成奇杰横放之诗。其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展现其利欲斗进的精神和躁郁情绪，而风格归于奇崛。韩愈迫切希望国家和个人都能尽快有所作为，焦虑地感受着人寿与事业的矛盾。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愈觉人生有限，不可一日而不汲汲，但社会方面偏给完成事业以种种磨难，于是忧虑就化生为躁。
由于怀着济世行道的使命感，人生有限、莫可等闲的念头特别强烈，韩愈的躁有时表现得更加怒张。《此日足可情一首赠张籍》结尾云：“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本即君子自强不息之意。但他用否定的语式一一“不再壮”，猛敲警钟；用速度上的强烈夸张——“百岁如风狂”，绝去因循之念；大言不惭，要博取高爵，就激切躁动，有一种在险山峭壁上号呼跃马之势。
（4）韩诗中的“躁”
中国诗歌传统崇尚宁静淡泊和温柔敦厚，韩愈把强烈的躁动情绪公然带进诗歌之中，是一种变奏。贞元、元和之际，由于各方面充满矛盾而又酝酿着变革，“躁”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韩愈的躁和整个时代心理之躁是相通的，它包含着复杂深广的内容，而主要之点是要求国家和个人都能尽快有所作为。韩愈诗中的躁，一般表现为躁郁不平或躁动不宁：
①躁郁不平多与表现矛盾冲突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如上文提到的《岳阳楼别窦司直》、《归彭城》、《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②躁动不宁在韩诗中更为常见，除《秋怀诗十一首》一类外，如《双鸟诗》那种“二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也是躁动不宁的自我写照。
《易·系辞》称：“躁者多辞”韩孟等人的联句，一义牵连一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构成种种动荡寻取的意味。韩愈的山水诗率为险句大篇，极其笔力。《南山诗》写三登其山，终凌绝顶，铺张山形峻险，迭迭数百言。许多叙情长篇，将自身升沉起伏与朋友离合聚散交织叙写，见命运对人的播弄和人在这种播弄中的挣扎，无论是当时之心情还是事后之回想，都常常让读者有躁动不已之感。
知识点2 韩诗与传统诗的区别
矛盾冲突，躁郁斗进，精神总是处在履险犯难之中，是韩诗在意象、结构、语言、声韵等方面，与传统诗美显出区别的根本原因。
（1）意象上的区别
韩诗的意象峥嵘奇特、壮伟瑰怪，意象之间往往突起突结、撑拄突兀。意象瑰奇，源、于处在矛盾冲突、斗进躁郁中的心灵，艺术上需要有这样的对应物。他的南贬诗中的山水，常以险巇、蛮荒、阴晦的面貌出现，正是跟作者道之不行，且陷身蛮夷的躁郁感受相对应，是内心矛盾冲突凭附山川风物，化成了光怪陆离的意象。韩诗意象组合的生硬，包括“狠重奇险”的笔法，也常常是内在情绪冲突躁动的反映。诸多联句以及《陆浑山火》、《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南山诗》之类铺排得接近于赋的诗，更是将种种意象生擒活捉，成为“凌暴万物”、意象辐凑的大观。
（2）结构上的区别
韩愈要表达身心承受各种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感受，而本人又恰好是散文大师，“言之长短，气之高下”，皆能得心应手，遂促成了诗歌结构语言方面的散文化。
韩诗的结构，一种是起落转换拗折矫变的。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开头极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署之口以大段笔墨叙述迁谪量移之苦。末段又以“我歌”作结，将上段排开。但若论心理基因，则是迁谪之苦郁积于内，中秋美景功之于外，情感上是躁动的、冲突的，而由于诗人在冲突面前不肯示弱，把迁谪量移之苦置于宾位，用力排开，遂造成了章法上的虚实变化，陡转突接。
韩愈另有不少诗，顺起顺接。如果有意在形式上追求，未始不能持控腾挪。但韩愈在多种矛盾冲突中急于进取，劲气直达是他的内心要求：“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迭无本师归范阳》）追求诗境时取之以“勇”，往往不免是直前而无迂回的。
故韩的一些长篇，诗思较李杜来得快而直，有文之恣肆而较少诗之回荡停蓄。
（3）语言上的区别
“情激则调变”，韩诗在语言上常有不能吐为舒缓泰贴、珠圆玉润的情况。从造语到音节韵律，往往打破传统，不循常度。韩愈“欲为而不能”的事十常八九，内心的怨愤郁躁要宣泄，遂不免峻厉激发，难以贴息。而要把情感的状态与力度通过语言辞气表达出来，上二下三、上四下三的五七言诗传统句式及韵律是有局限性的。出于要畅快地表达内心躁动的节奏，也出于韩愈那种外向的强梗的个性，常常不耐约束，把与口语、心声更接近的散文句法与音节带进了诗中，增加了诗格之奇。
（4）声韵上的区别
韩诗“工于用韵”。从诗歌自身深层因素的向外投射来看，《此日足可惜》中之情事极为纷纭，作品深层的矛盾冲突异常强烈，用韵错杂，旁澜横溢，正是心声的表现。《病中赠张十八》写与张籍初识时纵谈辩论，先纵后擒，降伏张籍，事件单纯，但谐戏中又显得紧张。诗的韵脚越押越险，不给人停步换韵的地方，也是与韩愈“商论不能下气”（韩愈《答张籍书》）、心性褊躁有密切关系。韩愈押强韵处极多，身心为矛盾所困，而又烦躁地要在矛盾中奋力前进，就需要在相应的躁音中用强韵押住阵脚，故这种强韵也是深层的冲突在辞气中的反映。
（5）韩愈的心灵在当时几乎是无法逃遁的
进士阶层中比较放达的一群，为了排除精神负担，常常借助于吏隐或声色。而韩愈作为儒学政教型的人物，既与吏隐无缘，亦离声色较远。
韩愈比较独特的娱乐方式，不外好博塞之戏与滑稽诙谐。博塞之戏，韩愈接受过张籍的批评。滑稽诙谐，“为无实驳杂之说”，他认为比之酒色尚有一间（《答张籍书》）。实际上，诙谐戏谑是韩愈发泄无聊、放纵精神的一种方式，对其诗文创作有重要意义。韩愈的诗文有强烈的复古精神，有浓厚的儒学味，但不失于板腐，复而能变，与诙谐驳杂颇有关系。
由于好谑善戏，韩愈心理上的躁郁，常被变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诡滑稽，而内含尖锐冲突。但韩愈即使以文滑稽，也不是心灵的逃遁解脱，而是以夸张的笔墨，更为奇横诙诡地表现身心内外冲突。
剖析韩诗之奇，可以看出，作为进士阶层中的儒学政教型人物，一种刚毅果决之气和强烈的用世思想支配着韩愈，围绕儒家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韩愈不断拼搏斗争。韩诗中那种奇崛险巇，是在“欲为而不能”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
第四节 白诗——俊才达士的通脱自在
知识点1 白诗的特点
（1）与韩诗的区别
跟韩愈相对照，白居易显然属于另一类型人物。白居易等世俗才子型进士，其立身行事、思想作风，与韩愈等儒学政教型颇多不同。主要表现为：
①不为儒教所囿，习儒而兼奉佛道。白居易宣称：“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和梦游春诗序》）。大体上周孔的一套共用以应付官场和人事，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则仰赖佛道。
②自我意识增强，传统的朝士对君主的依附性下降。白居易宣称：“只有一身宜爱护。”（《读道德经》）；又说：“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重视“一身”，把自身看成受“雇”于朝廷，传统的臣下无条件“委质”于君主、朝士与朝廷一体的观念趋于谈薄。又由此对朝廷逐渐获得一份旁观的态度，较易看轻朝廷的纷扰，更善于为个人考虑。
③开放浪漫，思想作风接近世俗潮流。元白等人行为通脱，自负才情，留连诗酒，不为礼法所拘，才子诗客的习性，多于严谨端正的政治家气质。
司空图称元白为“都市豪估”，虽意在贬抑，但元白确实是中唐都市社会中如鱼得水式的人物。白居易、元稹均三登科第，唐人所谓浮薄之风，在元白等科场得意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2）白诗的风格
基于世俗才子型进士的思想作风，白居易抒情诗常常体现对身心内外矛盾的化解，有韩诗所缺乏的舂容暇豫之态。“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了事人。”（《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白居易因不执定于儒学一家，在宗教文化冲突面前，显得超脱。又因从传统的臣僚“委质”事君，走向爱重自我，且深达老庄之旨，立朝任事，虽能直谏于君前，却不愿卷入臣下的纷争。从白居易入仕到去世，朝廷经历四场重大斗争：永贞革新、元和中期对蔡州用兵、大和九年甘露事故、穆敬文武四朝牛李党争。前两场白居易未直接介入，或可用官低和遭贬在外解释，后两场则完全是有意避开。甘露事变后，白居易作诗云：“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海水桑田欲变时，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血，深涧游鱼乐不知。”（《涧中鱼》）对导致时代巨变的大灾难，何尝不感慨系之，但他不是正面承受时代灾难的冲击，而是局外兴叹，一面悲天悯人，一面以“早退”自我宽慰。正因为他早已从朝廷的复杂矛盾斗争中脱身，游离于冲突之外，所以面对这场惨痛的大事故，仍然有悟道式的从容，冷静地出之以侧笔，风格平易。如果对照同一背景下李商隐所写的《有感二首》那种忧心如焚、感愤激切，更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平易有其超脱世事的心理基因。
（3）精神上的超脱
外部矛盾固然尽量摆脱，即使是事关自身的升沉进退，白居易也追求精神上的超脱。围绕一次次转折，白居易写了大量诗歌，但情绪不是陷入郁结中不能自拔，而是通过调节，将矛盾淡化或排开，让心灵得到宽解。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一生所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而白居易借州司马职务清闲，借九江、庐山风景以及佛道哲学，尽量宽解自己。他与僧徒结社，又在庐山筑草堂居处，终于做到了“合是愁时亦不愁”（《岁暮道情》）。
①《东南行一百韵》
其《东南行一百韵》写南贬途中及居江州的见闻感受，与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等南贬诗大体相当。白诗没有对异乡景物的恐怖性描写，没有心灵冲突躁郁的表现。诗篇以大量篇幅追叙贬谪之前与元稹、崔群等友朋在京的游乐，又极写江州风景，在淋漓尽致地对游乐和景物铺叙中，穿插上自己的贬谪，就显得失落而并不可怕。以圣贤皆未免于穷厄，见己之应该听天由命。虽然无可奈何，但却没有那种使心灵内外纠缠不已的冲突。以“思于古”、“想八区”的心胸，去透视一己一时的不幸，使一切都化解得可以从容承受，显出作者主观精神在贬谪中仍具舂容暇豫的一面。
②《琵琶行》
《琵琶行》也是诗人抒写“迁谪意”的代表性作品，处理方式更值得注意。白居易之前，此类诗歌向以弃妇比拟逐臣，弃妇与故夫之间当然存在深刻的矛盾冲突。《琵琶行》中诗人却以己之迁谪与歌女的老大沦落相比并。歌女的沦落系由年长色衰、事势变迁，谈不上怨谁、恨谁、与谁构成深刻的矛盾。相应地诗人的沦落，也就似乎属于事理之常，无可怨尤。全诗把迁谪意与一场美妙的琵琶演奏结合起来描写。诗人意外地获得“如听仙乐”的音乐享受。在寂寞中与琵琶女产生情感交流，又以此为创作契机，成就了《琵琶行》这首得意之作。“醉不成欢惨将别”的一夕迁谪意，就这样地得到了补偿。因此，诗歌创作本身不是情感的郁结，而是宽解和排遣。这种心境与诗之和谐优美、平易流畅，成对应关系。
③白居易的其他诗歌
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诗，主体精神与诗中展开的具体社会矛盾也是有间距的。创作这类诗，固然是正视社会矛盾，并作了积极的反映，但白居易新乐府与杜甫那些即事名篇之作产生过程并不一样。杜甫出于目击身遇，主观情感在时代灾难与矛盾中承受着深刻而强烈的撞击。《新乐府》李绅首唱，元稹和之，白居易再和，材料多是转手的，很少出白白居易自身体验。五十首诗，有美有刺，组织完整，体例一致，这一庞大的组诗创作，需要有从容不迫的设计酝酿过程。诗人自身并未直接卷入所反映的具体矛盾冲突之中。
（4）通达识体，省分知足
白诗在情感表现上的另一特征，是通达识体，省分知足。有一种不忮不求、委运任化的态度。由于在政治上功业思想不及儒学政教型进士强烈，白居易不像韩愈那样汲汲于进取。加以受佛道处世哲学影响，白居易委顺思想发展得很突出，“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坦然地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乐天知命，无往不适。
知识点2 白委顺行之于仕途
讽人之嗜欲害性，不能省分知足，为白居易早年讽谕诗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诗在讽喻的同时，兼以“知止则不殆”的精神自儆。诗人深慨世俗“贪荣不能止”，愈到中后期，破除尘妄、自我解剖、以省分知足向劝自勉的诗愈多。
从大和三年开始，白居易先后以告长假的方式辞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刺史、太子少保等职。长庆三年守杭州，也出于主动。这几次弃官和外任，或因朝政昏乱、人事复杂、主张不被采纳，或因事务繁剧、图就闲逸。仕途本即趋竞之途，白居易以委顺行之，可以说是把唐中叶以后世俗的一面与魏晋通脱之风结合的一种尝试。
（1）白居易以委顺行之于仕途，集中表现在从吏隐到中隐过程中
元和三年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时，即有“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夏日独值寄萧侍御》）的闲适之想和悟道之语。贬江州时，借“吏隐”自我排遣。出守苏、杭，吏隐达到了更为满意的程度：“忆我苏杭时，春游亦多处……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著。仙亭日登眺，虎丘时游豫。寻幽驻旌轩，选胜回宾御……但令乐不荒，何必游无倨？”（《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可以说，既以通达自在、委运任化的方式生活，亦以此道治郡，心情放佚，诗境畅快。
（2）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时，进一步提出“中隐”
《中隐》诗认为大隐、小隐仍不够，“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诗人极写中隐之可以恣情游乐：“君若好登游，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最后说：“人生处－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分司是闲职，他人居此，皆有沦屈之感，而白居易以委运知足的眼光看分司，觉得正得其宜。诗人津津乐道，口吻语调皆似可闻可见。《唐宋诗醇》评云：“胸中无挂碍，乃得此空明洒脱之境。”确实由于放心自足，才能这样无一点造作安排，肆口而出，极超脱而又极平易近人。
（3）元白较之韩愈等人，生活作风要浪漫得多，也更接近世俗
元白二人早年都有一段恋爱史。元稹于女方始乱终弃，固然突出表现其轻浮薄幸，白居易与邻女湘灵恋爱，虽形诸忆念而终未结成眷属，情况可能亦与元稹有某些相近。酣畅地铺叙早年的游乐，在二人的长篇中屡见。白居易等作风上的浪漫、生活上的享受，无疑能让心理获得更多的调节，韩愈式的动辄即来的内心冲突，以及精神常常陷于躁郁而无法排解的情况，在白居易等人身上是不易出现的。
（4）韩白诗歌的区别
精神委顺任化，接近世俗，在诗歌语言、意象、声韵、结构等方面，也就自然相应需要一种由艰难高古向平易浅俗的化解。那种刿目怵心的意象，诘屈聱牙的语言，变怪不测的结构，本身就是心灵扭曲、情感不能理顺的反映，与白居易的心性难以相合。通达和易的个性，放逸的情趣，只能用顺适惬当的语言，流畅的音节，任其自然的结构来表现。
①从诗人心地特征对创作的影响看，白居易省分知足，内心的一切尽可向人袒开。真实的、无所隐居的情感，见之于诗，自然显得洞彻表里，平平易易，让读者如同面对坦率平易的朋友。白诗的明白恺切，所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不仅由于有意到笔随的表达能力，同时也由于笔之所到，内心能够倾情倒意而无保留。
②从创作过程本身看，以委运任化的精神行之于吟咏，会淡化求工见好的欲念，自适其适，言其所欲言，称心而出，信笔抒写，诗篇自会有随意真放之趣。
③从语言的身份口气看，白居易从众随俗，与韩愈一向自命不凡、欲以儒学从政化俗不同。
④对常人，韩愈尚且想通过儒学教化使之成为君子，自己作为化人者，语气辞气、身份气派，当然更是与众不同。而白居易以常人自待，表达接近世俗的思想感情，便会采用日常的题材和家常化的写法，吸收口语和民歌成分。白诗善于叙述，曲尽情态，也由于他如常人之话家常，免掉了客套，而贴近于生活；当其话及身心内外矛盾时，即以常人世俗的情理对待，客观通达，平静从容，因而不烦躁，不委靡，能井井有条，委婉详尽，以平易而最近乎人情的方式叙述出来。
第五节 以韩白为坐标看中唐诗坛的分野
知识点1 以韩白为坐标看中唐诗坛的分野
（1）典型的解剖给理解一般提供了参照
韩之奇险、白之平易跟他们的思想作风、立身行事之间的联系揭示以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通常被称为韩派或白派诗人，同派之间不仅诗风有某些相近，并且在学识修养、精神气质方面，也有共同点。通脱才俊、接近世俗、不为儒学所囿是元白结为亲密诗友的思想基础，韩派诸家则以儒学复古精神声气相通。
今天如果想更概括地把握中唐诗歌，以韩白两家作为对中唐诗坛进行更大范围划分的标志，单就诗歌给人的外在印象，辨识某诗人与韩白哪一方为近，或许令人困惑。而如果着眼于进士阶层中文人的分野，进而从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去把握，则易见分晓。
（2）中唐诗坛分野的原因
中唐进士阶层由思想作风差异所标志的分野，与诗歌方面派别形成、风格异同之间的内在联系，让我们更具体真切地看到，文学的发展变化，流派的形成，与作家主体所具的精神素质，在社会因素影响下，以其特定的心态形诸文字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大历诗的浅弱，到韩诗的奇崛、白诗的平易，固然大略可见后者挽救前者偏失，对诗歌进行更新的轨迹，体现文学内部演变推移的规律。但这种推移，所产生的力量不是太显著的。以至韩白之间，究竟是否有某一方曾意图纠正对方的流弊偏失，实在难以说清，甚至有被说错的现象。而进士阶层不同类型人物，在社会政治实践及其他多方面活动中，藉吟咏宣世情感、展现心态，对诗歌面貌的影响，似乎更深刻。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有自己的特质与发展规律，诗剧、小说、戏曲，这些客观性或叙事性比较强的类型，需要经营制作，以吸引读者或观众。
体制的演变发展，艺术经验的积累，在演进过程中似乎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我国独具特色的抒情诗，由于是心声的直接表现、情感的文字载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出于主体“舒忧娱悲”、宣泄情感的需要，自吟自足，不过分外求于读者，诗歌风貌总是逼肖其人的气质、性分，诗境与心境总是契合或相通。中国抒情诗各种局面的形成，不单纯依赖技巧的演进。而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诗人心理状态、胸襟气质，倒是经常对诗歌创作起着更深刻的作用。
（3）中唐科举、文学、政治三位一体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唐政治文化背景下科举、文学、政治三位一体的现象，给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在于它促成了士人的普遍文学化，也加强了文人与诗歌的政治化。进士、博学宏辞等科，有司以文辞为主要取舍标志，“取之以文”，使所有志在登上朝廷的士子，都要尽力习文，从而导致有唐一代文学极受重视，文学之士大量登朝为官，文学与朝政、与高层人事结缘极深的局面。用之以政，则使进士等科的文人，普遍卷入政治，受到政治风浪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唐代诗歌与政治关系之密切，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科举则充当沟通二者的重要中间环节。尽管进士科群彦毕集，各类人才“靡所不有”（韩愈《送孟秀才序》），由作家材地性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带来了中唐诗坛多元化的局面，但济济群才，围绕对政治介入的态度，仍然能表现出大的分野。韩愈之积极干预，卷入复杂的矛盾冲突；白居易之委顺任化，化解身心内外各种矛盾，是当时进士集团中两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与此相联系，韩白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也最有影响。中唐诗坛，色彩纷呈，而又能显示出主要分野，其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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