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分法
知识点1 四分法的形成及其优劣
从宋代起，研究唐诗的学者，就力图把握唐诗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发展轨迹，开始给唐诗划分阶段。到目前为止，出现过多种分法，但影响最大的，是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的四分法。
（1）四分法的建立过程
①北宋学者杨时，论诗歌发展时指出：“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龟山先生语录》卷二）
②南宋严羽多次谈到唐诗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如说诗体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又说：“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严羽实际上已揭示了唐诗几个主要阶段的不同，不过提法上还不够明确。
③元代杨士弘根据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阐发的观点编唐诗选本《唐音》，分唐诗为始音、正音和遗响。始音是四杰，正音于古、律、绝各体中依世次编排。又在卷首将162位诗人划分为“初、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
④明代高棅引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沿杨士弘《唐音》的途径进一步扩展，编成《唐诗品汇》。《品汇》将时代先后、艺术风格、诗体三者结合加以排列，可算标志着四分法的正式形成。
（2）四分法的优劣
由于任何时期诗歌风貌都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而无例外，因而如果将四唐绝对化是不科学的。清初以来，学者如钱谦益、冯班等人抓住四唐划分有其机械一面的缺点，曾对高棅加以诟病，但如果不过分在细微处计较，应该说唐诗不同阶段在风貌上的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
分期有助于让人们认识这些差别，而四分法与其他一些分法相比，又有以下优长：①能揭示唐诗从端正方向到繁荣、发展、消歇的过程。②能适当照顾到作家群的自然出现和消失，反映唐诗各段发展风貌的不同。③不嫌过简或过繁（与二分法或八分法等相比）。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高棅的四分法已为明清以来多数学者所接受，在文学史和有关唐诗研究著作中被广泛使用。
第二节 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
知识点1 初唐诗歌的演进
（1）初唐诗歌纵向地看可以说是走向盛唐诗歌高潮的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追随时代与因袭前朝、创新与不成熟、敷饰六朝锦色与寻求气骨性情等特点和倾向同存并见。它在近百年的时间内，未出现一流作家和太多的佳作，“或看藉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但虽未曾出现盛大的局面，却又不让人感到它平庸和死水一潭，它或许迟迟未能把某些陈旧的东西推开，但并不朽腐，并不委琐，而是始终敞开着一个阔大的殿堂，在诗人的聚会，吟唱、切磋中，表现出对于更为热烈盛大场景的期待。让人感到它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处在不断推进中。
（2）初唐诗歌的演进，是在宫廷内外相互影响带动中完成的，横向地看，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集着大量高层人材，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据清编《全唐诗》所收的初唐诗进行统计，不难发现宫廷诗在诗坛呈覆盖之势。
①首先是宫廷诗人在初唐作家中占绝对多数。《全唐诗》中存有作品的初唐220多位作家，绝大部分是宫廷文臣、帝王、后妃。处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中下层文士，只有四杰及王绩、陈子昂、刘希夷等少数作家，仅占初唐诗人的十分之一左右。
②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地活动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与作家数量和地位上的优势相应，初唐宫廷诗的作品数量也占优势。
③宫廷诗笼罩诗坛的再一优势是人材集中绵延。从开国时的秦府十八学士，到武后朝的珠英学士、中宗朝的景龙学士，前后承续不断。
初唐诗歌演进，始终离不开宫廷诗苑这样一个最为重要而持久的基地。
（3）初唐宫廷诗所具有的诗歌演进性质，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表现了新的时代气息，论者多有把初唐宫廷诗和齐梁宫体诗混为一谈，以为初唐诗继承了齐梁的淫亵，实在是未能细察初唐诗与齐梁诗之间的区别。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评述齐梁宫体为“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清辞巧制”、“雕琢蔓藻”，初唐宫廷诗可谓因多革少，但这终究是辞藻形制上的表现。“止乎衽席”、“思极闺闱”才是标志根本属性的精神实质，初唐宫廷诗在这方面的数量之少以及语言上的雅化，当可见笼统谓初唐诗坛沿袭齐梁宫体之说并无充分依据。
知识点2 宫廷诗歌的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
李世民周围的唐初第一代宫廷诗人大部分经历了陈、隋末年的动乱，对荒淫腐朽带给社会的危害有切身的体会。“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陈书·后主本纪》），亦大致成为他们的共识。因此，不能认为这些人入唐之后，就自然把梁陈宫体诗带进初唐诗坛。现存虞世南在隋时的作品，明显地比较婉缛，且有《应诏嘲司花女》那样的轻佻之作。入唐后，婉缛即非其主要特色。他的边塞诗历来为人所重，沈德潜谓其《从军行》“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唐诗别裁集》卷一）。他的奉和应诏之作，如《奉和幽山雨后应令》：肃城邻上苑，黄山边桂宫。雨歇连峰翠，烟开竟野通。排虚翔戏鸟，跨水落长虹。日下林全暗，云收岭半空。山泉鸣石涧，地籁响岩风。
境界开阔，显出雨后自然界的生机和宫苑一带的祥和气氛。语言疏秀，而无前期的堆砌琐屑之病。这种诗风变化，与入新朝后的思想情趣变化有关。虞世南此诗属相对省净之作，多数宫廷诗人则更重铺排和藻饰。这类诗，内容多半止于歌功颂德，但追求的是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以宏大整肃代替六朝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面貌的演变。
（2）第二阶段
宫廷诗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高宗朝前期以上官仪为代表的“龙朔变体”。所谓变，是颂体式的铺排减弱了，体格不及贞观时宏整，质地纤弱，藻饰相对地更显突出，故人目为“绮错婉媚”婉媚而欠宏整，在上官仪死后，受到玉勃等人的批评。但上官仪讲究词藻能稍事融化，其诗增强了动词在句中的作用，喜用迭字，比贞观时的宫廷诗显得流畅。至于他在对仗和格律上的建设，更是徐陵、庾信之后的一轮重要推进。上官仪诗还有注意营造意境且语言省净的一种，著名的《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尽管题材未出宫廷范围，但已说明将他那种诗学修养用于自我抒情，会达到怎样的水平。
（3）第三阶段
宫廷诗第三阶段的代表“四友”、“沈宋”等人，继上官仪之后，取得了三方面显著进展：
①律体定型；
②把追求辞藻之美引向自然流丽的方向；
③在篇章结构上由平板滞重稍趋灵动自如。
这样，宫廷诗就不再是一味繁缛，而是在语言格律、布局谋篇上，都有了可以写出高档次诗篇的准备。中宗朝沈宋、杜审言等被贬，身份接近宫廷以外的诗人，以他们把宫廷中锻炼出来的技巧，用于流窜落魄、山程水驿的自我抒情，诗歌在宫廷内外近百年演进的积极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通过他们得到了进一步的汇合。以后则再由他们经过张说、张九龄等往盛唐诗坛传递。
第三节 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
知识点1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
（1）初唐宫廷以外诗人最有影响的是四杰和陈子昂
他们对宫廷诗风有过激烈批评。但宫廷内外诗歌创作原是相互沟通而非隔绝的。随着宦海浮沉，宫廷诗坛成员时有变动，四杰及陈子昂等即曾进入过宫廷或诸王府中。同时，诗人之间又有各种交往，诗艺彼此影响。因而从总体看，宫廷内外双方在初唐诗歌发展中实是一种互补。
（2）在诗歌追随时代、表现时代面貌方面
就诗歌追随时代、表现时代面貌而言，宫廷诗和四杰及陈子昂的诗歌都曾透露了时代气息，而方式、途径的不同则具有互补意味。宫廷诗对大唐鸿业的种种直接颂美，多承袭齐梁声色大开之后所形成的描写性模式，四杰及陈子昂所表现的则是时代背景中的人物。在写法上虽然一偏于描写，一偏于表现，却经常免不了互相吸收。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勃的《临高台》、宋之问的《明河篇》、李峤的《汾阴行》等名篇，就是把类似宫廷诗描写性的对感官世界的刻画铺陈与传统的表现性的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3）在语言方面
按时代进程将双方的作品加以对照，亦能发现其交互影响。四杰之中，卢、骆年长于玉、杨，卢、骆之作的六朝诗歌句法及藻绘馀习较王、杨明显。卢照邻《山庄休沐》：“龙河疏玉井，凤叶下金堤。川光摇水绿，山气上云梯。”骆宾王《望月有所思》：“圆光随露湛，碎影逐波来。似霜明玉砌，如镜写珠胎。”句法辞藻，酷似六朝。而类似的情况，在于、杨诗中则很难发现。王、杨句法相对显得省净、灵活，词藻更为融化。从卢、骆到王、杨的这种变化，跟宫廷诗语言演进，适成对应关系。上官仪的诗歌语言，比贞观宫廷诗流畅，上举《入朝洛堤步月》等诗且相当省净。可以说王、杨一方面抨击龙朔变体，一方面又吸收了当时宫廷诗歌创作的某些成果。从龙朔变体到王、杨的变化，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推陈出新的局面。陈子昂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往质朴的方面又推进一步。他的诗歌语言，稍近杨炯。嗣后，杜审言和沈、宋的诗歌语言，一方面不同于上官仪的繁缛，一方面又比四杰纯熟，比陈子昂华润。这些，正是宫廷内外诗歌创作在语言上互补和推演的成果。
（4）强调风骨
四杰和陈子昂在诗史演进中对宫廷诗的补救，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所强调的风骨。应该说宫廷诗人特别是贞观朝诗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风骨。宫廷诗以颂美为旨归，致力于描写型的外在铺陈，体貌骨架中缺乏强劲的生气灌注，虽宏整壮大，艺术力量毕竟不足。初唐宫廷诗发展到第二阶段，渐渐地不再致力追求壮大，转为趋向婉缛，情绪感有所增强，内中当有这方面原因。但宫廷诗人的情绪总不免贫弱，贫弱的情绪和婉缛的表现相结合，非但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却又因为丢掉了宏整壮大更显得委靡无骨。针对宫廷诗这方面的缺失，特别是龙朔以后的某种倒退，王勃、杨炯、陈子昂先后尖锐地加以批评，提出“风骨”问题，并追求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子昂论风骨，是在与东方虬这样一位朋友交流唱和时引发出来的。对东方虬的肯定和对齐梁以来颓靡诗风的批评交见于一篇之中，应该说他跟当时的宫廷诗并非互不相容，而是欲以风骨加以引导和补救。
第四节 风骨离不开性情——初唐诗坛的期待
知识点1 风骨离不开性情
初唐诗经过长期互补性的交流发展，而且在四杰及陈子昂之后，又有四友和沈、宋等新一轮的推进，照说到中宗朝可望有高潮出现。殷璠把“风骨声律”兼备作为高潮到来的标志，缺一不可。声律，初唐人在近体诗等方面奠定的基础，盛唐人只是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而没有大框架的突破，说明初唐在声律上的准备是充分的。既然如此，盛唐之姗姗来迟，依旧只能是风骨问题。
（1）风骨问题从根本上看离不开性情
《文心雕龙》以《风骨》篇继《体性》之后，且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气，应属于性情范围之内，而语言是否“端直”亦根于性情，即所谓“情动而言形。”（《体性》），《风骨》篇又特别强调“气。”，认为气导致风力遒劲。古代文论中“气骨”与“风骨”用意亦常常不分。而气又是与情相生相伴，所谓“情与气偕”，故风骨的生成，取决于性情。
明代何良俊云：“诗有四始，有六义……六义者……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今世人皆称盛唐风骨，然所谓风骨者，正是物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诗一》）明确了性情在诗歌发生学上的意义，再由此考查初唐诗歌的发展进程，对一些问题自会取得新的认识。
袁行霈先生指出：“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是初唐人为盛唐诗歌高潮到来所作的主要准备。”（《百年徘徊》，载《北大学报》1994年第6期）的确，从南朝“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晬语》），浮文弱质泛滥，到盛唐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主体精神既充分发扬，同时又有相应的声律词藻为之附丽。这中间的周折，还是性情和声色如何充分发扬，并由彼此参差错忤归于新一轮的统一问题。总之，盛唐高潮到来前的期待，也就是对使风骨真正能够树立起来的性情的期待。
（2）初唐宫廷诗的性情无疑是贫乏的，并因性情贫乏而风骨不扬
由唐太宗《帝京篇》等诗所奠定的时代审美文化取向，就不曾重视性情。比较起来，齐梁宫体诗虽然淫糜，但其中尚多少透露了一点盘旋于诗人心底的情绪意趣。《帝京篇》指示给诗歌创作的，不是从根本上改造性情，而是抽去齐梁诗中品位不高的情调，转向可以不与性情相干的对外部世界的铺陈。胡应麟所谓“视梁陈神韵稍减，而富丽过之。”（《诗薮·内编》卷二），即已准确地把握了其间的变化得失。《帝京篇》等诗，把文教、武功、台榭、金石、沟洫、麟阁等作为咏歌对象，风气既开之后，宫廷诗人往往围绕应制、颂美，以语言辞藻供给应付，而实际性情则可以搁置一边。
宋之问著名的《龙门应制》：“彩仗虹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陌沟塍殊绮错。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竭力展现作者颂美的才能，整篇都是带样瑞气息的铺陈，而非真情真性的表现。宋之问诗压倒了东方虬同题之作，夺得武后所赐的锦袍，荣耀之极。可以想见，一时间审美文化导向，就是这样只要巧妙颂美而忽视真实性情。
宫廷诗的审美风尚限制了宫廷诗人性情的表达和发扬，而宫廷诗人自身的不足，又正好投合了宫廷诗的审美风尚。诗歌的性情问题，在宫廷诗人和宫廷诗的范围内是解决不了的。此时诗歌要想重新拥有性情，只有走出宫廷，实现审美文化从宫廷到社会人生的转化，才有可能在表现日常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同时，充分弘扬诗人主体性情，展开理想的新局面。
知识点2 初唐诗中得以见性情的诗人和诗作
诗中得见性情的，在初唐主要是宫廷以外诗人，以及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在贬逐失意中的作品。但性情是有不同类型和等差的，王绩的情调与时代主潮分离。“此日民昏饮，非关养性灵。”（《过酒家五首》其二），他的性情在远离世俗和长日昏饮中消歇而未能得到发扬。
（1）四杰
对盛唐人的性情有导夫先路意味的是四杰。四杰在开朗、热情、富有进取意识方面，跟盛唐人比较接近。但四杰较多地承袭六朝的藻绘习气，性情有时不免让藻绘所掩。如王勃的行旅、送别诗虽有名篇，但多数作品大部分笔墨用于描绘景物，结尾处的一点抒情往往因其薄弱而与写景不够相称。骆宾王的边塞诗，主要用力亦在于铺排，如与岑参同类之作相比，一是奇情奇境相得益彰，一则被典实辞藻占据主要篇幅，削弱了慷慨之气。四杰有功名的意念，有所向往，有所不平，又毕竟缺少宏大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难免“浮躁浅露。”（《大唐新语》卷七）。他们寄希望于上层，抱怨嗟于命运，在仕途上惶惶然踯躅张望。给人的感觉还是信心不够，精神力量不强，青春少年式的情调和内质稚弱正相表里。
四杰主体精神之弱，在短篇中也许难见，在长篇中则比较明显。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以主要篇幅铺叙长安的繁华和王公、富豪、贵少、娼家的奢靡享乐生活，那种客观描绘，似讽似羡，诗人的主体意识并不突出，而结尾一自伤寂寞，一自述邅回，谓其对权贵的批判缺乏力量虽不免皮相了一点，但以赋体结末婉然寓讽为其辩解，亦终嫌勉强。从通体看，尚缺乏李白、杜甫长篇那种笼罩全局、贯通各个关节的精神力量。
（2）陈子昂
陈子昂高倡风骨，作品亦以此为突出特征，但陈诗的艺术感染力并不强。拿他的理论与创作对照，可以看出有风骨的意识，尚需有相应的性情予以充实。陈子昂《感遇》一类作品似乎主要凭兴寄显其风骨。兴寄可以偏于理性，与性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不一定相同。
理和情、气和辞本应统一。当前者胜过后者的时候，必定人为之功多而自然生气少。王世贞云：“陈正字……托寄大阮……而天韵不及。”（《艺苑卮言》卷四十）姚范云：“射洪风骨矫拔，而才韵犹有未充，讽诵之次，风调似未极跌荡洋溢之致。”（《援鹑堂笔记》卷四十）王世贞与姚范是就才韵风调言其不足。
而胡应麟则把历来论陈子昂时如影之随身的“风骨”给离析开了：“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版、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诗薮·内编》卷二）论述中以“古雅”属陈子昂，而以“气骨”属高适、岑参等人。又云：“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第三十八篇外，馀自是陈、隋格调，与《感遇》如出二手。”（同上）再次以“古雅”相许，而不提“风骨”。可见胡氏改换通常的提法，并非出于偶然。
陈子昂的古雅，缘于效法阮籍《咏怀》。而其效阮，又有“局于摹拟”（厉志《白华山人诗说》）之病。当他离开《咏怀》的模式，写其他类型的作品特别是律诗的时候，由于主体性情投入不足，自然就难以脱尽陈、隋格调。
朱庭珍曾有一段议论，未必针对陈子昂，但在风骨问题上却颇能说中初唐诗某些短处：“骨有馀而韵不足，格有馀而神不足，气有馀而情不足，则为板重之病，为晦涩之病，非平实不灵，即生硬枯瘦矣。初唐诸人、西江一派是也。”（《筱园诗话》卷一）朱氏所说的“韵不足”、“神不足”、“情不足”，归根结蒂是性情不足，骨格离不开性情，离开了性情，作品就板重不灵了。贞观朝宫廷诗有此病，陈诗在一定程度上亦有此病。
（3）沈、宋
沈佺期、宋之问的后期诗歌，特别是其贬谪诗，在性情和声色结合方面，较四杰及陈子昂前进步。问题是沈、宋等人缺少气节，又不幸遇上初唐宫廷中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从武后废中宗改唐为周，至李隆基诛韦后、杀太平公主，三十年间六次宫廷政变，乃至改朝换代。在这种局面下，作为依附性极强的文学侍从之臣，沈、宋等人的性情是被扭曲的。媚附张易之那样的丑类，又因之而遭贬，负罪的心理，羞愧而又自我掩饰的暧昧态度，使有关诗中的性情缺少盛唐时期那种真放磊落的表现。“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宋之问《度大庾岭》）情哀意苦，读之令人心恻，确属上乘之作。但诗人的性情此时被负疚感和渴望恩赦的愿望包裹着，与读者之间难得有更深的情感交流。由于表现了乞怜之态，诗之风骨也显柔弱。
我们讨论了初唐诗人在性情表现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是要把导致缺点和不足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个人。抒情诗中的性情，固然受作者思想、情操、气质等因素制约，但如果不过多地计较个体之间的差别，而把视野扩大到群体和时代，还可以在个体的种种表现背后，看到时代社会条件对孕育该时期诗人性情的重要作用。初唐诗人在作品中注入的性情未能如盛唐酣畅健全，未出现一流诗人，不能仅在具体诗人身上找原因，要同时看到时代条件怎样影响了诗人及其创作。具体诗人的情况可以是偶然的，时代条件（特别是文化背景）的左右则带有必然性。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由初唐推向盛唐时，影响及于诗歌性情的诸般条件起着怎样深刻的变化。
第五节 大潮涌起——伴随盛唐的各种社会条件对性情的催发
知识点1 身份地位的变化
由初唐到盛唐，对诗人性情起制约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诗人门第出身、在朝与在野等因素所标志的身份地位的变化。
（1）文人处身宫廷或宫廷之外，思想作风和创作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宫廷文人以供奉帝王为职责，自有其御用性和依附性，其诗在某种意义上与宫廷建筑物的雕龙画凤、诸般彩饰一样，是一种妆点陪衬，不过一者用物质材料，一者用语言材料而已。它所需要的是妆饰性而不是诗人特有的个性。与宫廷诗人不同，那些四方浪游，或应考求宫、作吏风尘、从军边塞者，由于实际的人生阅历、多方面的磨砺，以及社会生活、自然风光的激发，则能培养丰富深厚的性情。这是身处宫廷内的诗人所不可能得到的。
但初唐宫廷之外，少有诗人。贞观时期内不必说，武后、中宗时期，宫廷以外诗人亦为数不多。这种情况，到盛唐大变，开元、天宝时期，重要诗人孟浩然、王之涣、李颀、高适、刘眘虚、常建、薛据等都未曾进入宫廷。岑参仅在军事机关右内率府任过兵曹参军。李白、杜甫，一仅曾以布衣供奉翰林，一仅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受过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王维在开元二十三年任右拾遗前，仅于开元九年任短期的太乐丞，旋即外贬。可见，初唐到盛唐，创作队伍的主体，由宫廷以内迅速转向宫廷以外。这一巨大变化，与盛唐时期文教昌盛、人材大量涌现直接相关。
初唐人材有限，武后控制政权时期又不次用人，文才杰出而又在野者自然很少。盛唐时期四方人材辈出，宫廷不可能全部容纳，散在下层的属绝大多数。他们广泛分布于多种社会生活圈子之中。开元前，地方州郡官府延揽文士的情况史籍少有记载，开元、天宝以后，各处节镇宫高权重，节度使乃至州郡长官延揽文土入幕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些，也造成宫廷与地方文人的分流。有利于诗人多方面体验生活，培养性情。
（2）从初唐到盛唐，诗人中不同阶层出身的人数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由士族占多数转为庶族占多数。这无疑由于科举制的实行给下层文士提供了走上文化舞台的机会。但唐代贡举从武德五年即已开始，而诗人出身发生显著变化在其后，其间有一演变过程，开元之际则是演变取得多方面积极效应的时期。科举与学校紧密相关，唐代建国之初，在战乱中隳废的文教不可能立即恢复发展起来。其时，由于军功和施行均田制，一些政治经济地位获得上升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其子弟在就学上无疑仍有困难。
再者，唐代科举早期录取对象偏重于两监生员，所谓“场屋先两监而后乡贡”（《唐摭言·进士归礼部》）。由于两监生在入学资格上有较严格的门第限制，“先两监”即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世家贵族。但这种情况随着京城上层子弟厌学风滋长和 郡县文教日益兴盛逐渐发生变化，总趋势是由乡贡应试与被录取者数量逐渐超过两监。由于乡贡形势看好，托名者增多，实亦标志着两监已失去当初的优势。可见开元时期，两监和乡贡的科场录取率在比例上发生重要转化。“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唐摭言·两监》）。换言之，开元以后这种观念已随乡贡在录取中取得的优势发生反向转化。此时乡贡的优势自然带来了下层文士在文坛上的优势。
知识点2 思想解放进程
从初唐到盛唐，对诗人性情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是思想解放进程。大体说来，初唐儒风较盛，活跃开放不足。此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庶族地主地位与作用的上升，思想逐渐趋于活跃和解放。至开元之世，终于出现了非常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种社会思想趋于活跃、主体精神日益得到充分发扬的进程，可从与之息息相关的学术、宗教的发展中得到相当明确的信息。现仅就儒、道、佛三家发展中的有关情况作一些考察。
（一）儒学
孔颖达等奉诏撰定的《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以来经学各派系的矛盾争执，促进了儒学的统一。但《五经正义》拘泥训诂，墨守经文，不免死板。这种倾向，到唐玄宗时代屡屡受到冲击。
景云三年二月（同年八月改元为“先天”），李隆基以皇太子身份释奠时，批评当时国学的学风：“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徐松《登科记考》卷五，此段以下所引均见该书卷五至卷八。）认为“谈讲之务，贵于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实际是要求国学里的儒经讲授，突破训诂章句的局限，做到“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
开元七年，玄宗又以《孝经》、《尚书》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踳驳。”为由，“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结果引出刘知幾对于《孝经》郑注、子夏《易传》真伪的批评意见。事后，玄宗在诏书中公开声称：“欲使发挥异说，同归要道，永惟一致之用，以开百行之端。”
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降诏批评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指示明经、进士考试减少试帖，加试口义。可以说玄宗在儒学方面是对训诂章句之学表示不满的带头人。从开元时代起，儒学渐渐由拘泥训诂旧说，转向自由说经，以致经中晚唐而最后走向穷理尽性的宋儒之学。
盛唐人处在风气初开的背景下，习儒书而不过分为章句所拘，李白在《嘲鲁儒》中肯定经世致用的叔孙通一类儒者，而对“谈五经”、“死章句”的腐儒给以嘲弄。高适宣称：“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王维亦云“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都与盛唐特定的思想学术风气有关。
（二）道教
武后朝，佛教受扶持，道教相对冷落。盛唐时期，道教因得到玄宗的推崇而显赫。道教富于幻想，强调对于世俗的超越，有助于破除世俗对性情发展的某些羁束。李白即因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称其有“仙风道骨”而一生充满自信，潇洒飘逸。开元二十九年，玄宗令天下道观转读反映道教各系交融与统一的《本际经》。《本际经》反复强调道性“即众生性”，对人的真性给予重视。
玄宗诏令虽下于开元二十九年，但《本际经》无疑在此之前即已发生重大影响。与《本际经》相一致，道教学者王玄览（626～697）提出“即道是众生”，“即众生是道”司马承祯（647～735）承认人皆可以成仙，不主张在教徒中划分等级。这些皆表明初盛唐之交的道教学派注意尊重个人价值，甚至把众生性和神圣的道性加以沟通。
（三）佛教
唐前期，天台、法相、华严等佛教各宗派，都大力论证并肯定人人成佛的可能性，这种论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彻底。后起的禅宗慧能一派认为“本性是佛”、“自性悟，众生即佛”强调顿悟，反对念经坐禅。这是肯定人的自我，把心性和佛性统一起来，从佛性的角度强调人的本质就是自我发现和个性发展，并在行为作风上追求解放。
慧能出身穷苦，禅宗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下层僧侣的追求，亦与世俗社会中庶族地主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活跃相呼应。慧能宗教学说建立正当武后一一睿宗时期。慧能逝世之年（713），孟浩然25岁，王维、李白均13岁。为慧能传法最得力的弟子神会（686～760）则基本上与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同时。王维与神会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禅宗的产生，是在性情走向自由发展的时代环境中酝酿起来的；禅宗的传播则更助长了一个时代个体意识的张扬。
以上从诗人身份地位变化与思想解放过程看，性情的充分发扬与表露，在初唐时期尚处于酝酿和渐进阶段，而到玄宗开元时期，这过程趋于完成。
（四）诗人性情的表现
盛唐政局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以及唐玄宗的开明风流，爱好文艺，无疑起了加速作用。我们看到盛唐诗歌高潮的来势，犹如春汛汹涌，其最为动人的景观，正是那生动活泼、精力弥满的众多诗人的性情表现：
孟浩然之清雅风流，洁身自好；王维之禅心睿智，泉石膏肓；贺知章之纵诞诙谐；王之涣之慷慨倜傥；常建之性僻意远；储光羲之乐在畋渔；王翰之豪迈不羁，自比王侯；岑参之意气风发，热情好奇；王昌龄之不矜细行，玉壶冰心；李颀之豪宕疏简，契心玄理；高适之务功名，尚节义，好言王霸大略；李白之意兴飘逸，合儒仙侠以为气；崔颢少时之轻薄与入塞后之刚肠侠气；杜甫生活上之放旷不检与政治上之忠君爱国……种种性情的表现与抒发，是那样自由舒展，淋漓尽致。
那种由主体精神产生的支起诗歌的力量，体现为充实健全的风骨，且与自然灵气、与情韵浑为一体，千姿百态，磅礴渊颢，构成盛唐气象。盛唐诗歌所表现的这种特征，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个性自由的肯定，对精神解放的追求。殷璠所云好诗创作的“神来，气来，情来”和臻于化境的“声律风骨”兼备（见《河岳英灵集序》），正是需要有这种精神条件。而这种精神条件的充分具备，只有到了开元时期才能成为现实，前此只是一种期待而已。
（五）初唐进入盛唐的演进
讨论至此，我们对初唐的长期徘徊，以近百年的时间来准备盛唐，似乎也就可以不奇怪了。中国古典诗歌是需要有高度技巧的，但诗（尤其是抒情诗）这种文体，从更本质意义上说，是超越技巧的，是性情的升华。初唐在格律辞藻方面的准备，即使完成得比较早，甚至在追求风骨上有了定的理性认识和实践，但万事俱备，没有性情的东风，仍不能达到理想境界，而性情的东风劲吹，则是有待于盛唐。
初唐的期待，其时间之长，如果单纯着眼于所谓文学内部因素，也许令人困惑。单是诗艺的演进，似乎无需百年。长期徘徊，其症结所在，当能说明诗史的研究仅着眼于形式的演进是不够的。中国古代诗歌潮起潮落，从根本上看，是受民族精神变迁支配。在五言诗的语言艺术不算十分精巧的时代，可以出现建安诗歌那样的高潮；在诗艺达到顶峰的唐朝之后，可以出现五代时期那样荒陋的低谷。因而诗史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必须深入探寻各个时期民族性情特征，以及影响于性情的多方面因素。
扩展阅读：
唐诗研究第1章考点——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2章考点——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3章考点——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4章考点——盛唐气象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5章考点——中唐韩白诗风的差异与进士集团的思想分野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6章考点——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7章考点——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8章考点——唐代山水田园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9章考点——唐代边塞诗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0章考点——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1章考点——几种主要诗体的艺术风貌
安徽自考唐诗研究第12章考点——文体交融与唐代诗文的变化革新
